普罗米修斯困兽中国
普罗米修斯困兽中国
——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中国式困境
文/流明
【引言】2010年的夏秋，空气里有着泥石流的味道。与此相对应的是，走过30年后的这个季节，却是中国当代艺术采摘果实的好年景。各种艺术家以个展或群展的名义，大型的到更大型的乃至超级无敌至尊霸王型的展览此起彼伏。从徐冰蔡国强周春芽直到方力钧，一个中国著名艺术家能够给你呈现出来怎样的可能？这里已经浓墨重彩的为你换装许多遍。中国美术馆的建构之维，则给艺术圈提供了一份标准的封神榜单，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二十余盏彩灯在这两年内将如同天上人间门厅的霓虹，以各种角度各种姿势各种强度轮流闪烁、放光、做展。
伴随着艺术家们的光芒四射，与此相映成趣的另一条暗流是当代艺术市场的波跌宕起伏，更容易让人达成共识的话密爆点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建设孱弱、艺术批评式微、展览模式匮乏——既成事实的是艺术理论家、批评家和策展人往往同时在作答这三类填空造句题，对外界而言他们基本指代着同一族群，这似乎是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共同体，他们如同普罗米修斯一般承受着来自内外的光环与暗影。在这个艺术家大放“异”彩而艺术市场怪相横生的岁月里，这个奇怪的族群有着更为诡谲的存在方式与自我困境。
一个显见的事实和前提是：中国的当代艺术批评在国际上是缺席的。
——中国式失语者
对于从事理论建设和批评的人而言，话语权的缺失是一件没有安全感的事情。西方文化长期得势的情况尚无法改变，于是这些年来中国艺术理论基本是一直处于西方艺术理论模式的笼罩下。对西方艺术理论的学习与借鉴，照搬和挪用从未间断，这对于处处提倡和世界接轨的中国，是一个很不协调的情况。语言本身的障碍性失语是原因之一，但其根本仍在于批评的失语。
不管是基于国人对于创新的误解和翻新的厌倦，还是中国式国情对理论建设的整体性匮乏，其后果是在真正的大背景中，中国理论批评的根本性失语。当中国艺术家在国际上办展乃至办大展都已经不再那么惹人注目的今天，中国理论批评在国际理论界却尚未打入一个铆钉。而偶尔举办的中外国际艺术论坛上，每每上演的都是以西方理论架空中国艺术的阴谋论，和着无法使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的黯然神伤。最终导致即使在国内几乎任何一个艺术论坛上，对展览滔滔不绝的阐释和细致入微的作品解读背后，都能看出失语者的心虚。
这种对自身存在的缺失性焦虑急需释放，于是“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并且必须是“当代的”艺术理论及相关的理论建设作为失语者最急切的话语欲求，众多理论家如同申请专利权一般对建立标新立异理论的狂热，最终体现在“意派”一类理论的建构和书写上。这种理论恐慌在中国崛起的背景环境中经常被再次放大，更因为貌似无解，以至于回避与自堕也成为常态。
——中国式广告人
在单纯的理论建设无法立足的情况下，缺失着崇高性的理论建设者就无需为了纯粹性和智性负责。批评家策展人在中国的诞生早期，就是有着强烈政治抱负的理想主义者，这样一群缺少商业头脑的理想主义者在政治抱负失效之后曾一度低迷，但九十年代整个社会的市场化浪潮裹挟了他们。早期曾经热衷于参与艺术市场创建工作的批评家，其目的也在于将当代艺术推向市场，而这个目的夹带着的理想就是以学术导航。这种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看上去往往跟投资者的商业愿望角度吻合，因此直到现在依旧是投资人一次次的寻找批评家来给艺术家学术定位，充当市场开道利刃。
等市场真的发现了当代艺术的可运作价值之后，市场化身一头饿狼朝着当代艺术扑了上来，最终艺术批评由以往单纯的学术活动，变成了综合性的实践活动和操作行为，它使批评家由单纯的学问家变成了身兼数职的活动家。而艺术批评在学术无法保持其独立性后就整体的成为市场的推手和艺术的鼓吹者。
这样的艺术理论建设者要么是在为市场做经济广告，或者就在为艺术家做效应广告。这种广告人的身份是环境的变色龙式进化，如何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后重新成为建构者，是所有人都在疑虑的问题。
——中国式梦马客
批评家和策展人归根结底依然是一个建立在理想主义情结上的族群。理论批评骨子里沿袭着文人士大夫的雅风，而策展人往往就是艺术理论家的变种，骨子里隐含着对文字的迷恋，心忧天下的情怀让中国的艺术理论一路与社会学纠缠不清。
批评家们与资本合作的目的是指望以学术把控市场，然而这种将学术强加于市场的策略极其容易操作失控，并且批评家们实际上对于商业上获得成功的艺术家总是不屑一顾的，因为批评家总是本能地关注那些独辟蹊径的和具有艺术史意义的艺术家，因而对于那些迎合公众趣味的商业倾向均报以贬斥的态度，商业上越成功的艺术家往往成为风骨批评家们漠视的对象。
在这些理想主义的梦马人看来，一个艺术家一旦为市场所趋，他所具有的开创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因为市场所需要的，就是不断重复自己。无论市场与资本是怎样的参与到了创作当中，艺术创造的原始趋动力却是艺术家的内在需要而非市场需要，它绝对应该是非功利的。因此，就这个意义看，批评家永远不会成为市场的同路人。于是，在许多时候，面临着内心深处的不认可与排斥，另一方面又不得已的与子同桌为稻粱谋，以梦为马的普罗米修斯们被时代的困境羞辱着。
结
如果将批评与市场混纠不清，那么批评就不可信，批评与市场应当保持一定距离。作为一种理想状态的希求，艺术批评、艺术创作与艺术市场，应是“三权分立”的模式。然而市场的影响无论对于艺术家还是批评家，都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中国社会整体在谋求各种变革，对发展经济的急剧渴求，对社会形态的不断调整，都让文化的构成模式在夹缝中自我修正不断改变着模样。
因此在今天，艺术批评的困境并非其一个华丽转身就能轻松解决的问题，它牵涉到各方影响与社会现状的发展。在这个在艺术创作日益得到价值承认、艺术市场相对理性的态势下，艺术批评如何发挥其真正的价值，是人们在不断思考的问题，它不会再高居庙堂不问世事，它将以各种形式参与这个社会的艺术实践，在动荡与变化中寻找到新的火场，中国式的普罗米修斯们面对的历史任务已经不再单纯如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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