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一：
    首先，让我感谢法国政治科学学会和让·夏洛(Jean Charlot)给我的殊荣，感谢他们邀请我来进行这场交流。[1][1] “马基雅维利的孤独”(La Solitude de Machiavel)是作者1977年在法国政治科学学会发表的讲演，经修订后于1990年春发表在《先将来时》(Futur antérieur)杂志第1期，是作者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1998年收入由法国大学出版社(PUF)出版的《马基雅维利的孤独及其他论文集》(La Solitude de Machiavel， et autres essais)。并且，我也应该马上向诸位表达我在接受这个邀请时产生的头一重顾虑。贵学会原本的兴趣在于当代重大的政治问题，而我却提出了一个可能会被认为是缺乏现实性的话题：马基雅维利。另外，我的再一重顾虑是，诸位平时听讲的对象，不是众所周知的政治人物，就是历史学家，或者是政治科学家。但我只是个哲学家，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想和诸位一起探讨我所说的马基雅维利的孤独这个话题。告知诸位我仅仅是一个哲学家，这等于说，我会发现很多非常难于回答的问题；但是，至少在我努力说清楚我想要提出的那么几个观点之后，我希望诸位能够原谅我这一点。我希望，尽管我们在学养、专业能力和兴趣方面彼此不同，但交流却是可能的，我个人对于这场交流寄予厚望。

    我知道依照贵学会的惯例，客串讲演者应该回答一些事先就已经传达给他的问题。想必是由于我的主题缺乏现实性，也不那么中规中矩，所以就限制了我的对话者。因为我只收到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来自皮埃尔·法弗尔(Pierre Favre)，关于那些认识论的观念，我在一些已经很早的文章里就概括过了。请他允许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一次私下的交谈，因为它太个人化了，同时也会让我离题太远。第二个问题来自科莱特·伊斯谟尔(Colette Ysmal)，关于葛兰西对马基雅维利的评价：是的，我的确和葛兰西一样认为马基雅维利是一个讨论民族国家的理论家，因而也是一个讨论作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过渡状态的绝对君主制的理论家，但我相信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些非常例外的条件，这正是我待会儿要讨论的内容。第三个问题来自于盖·波特利(Hugues Portelli)，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是的，我的确认为有这么一层关系，但它看起来更像是巧合和重复，而不是有什么直系的血统。我可能也正在讨论这一点。

    马基雅维利的孤独〖〗〖〗现代君主论承蒙诸位允许，所以我很乐意从我对自己选定的主题——马基雅维利的孤独——的一些思考谈起。

    似乎不得不抗议，我们面对这样一位作者谈论孤独实属悖论，因为他总是在缠绕着历史，从16世纪至今，毫无间歇，他不断地像魔鬼、像最玩世不恭的恶人那样被谴责，或者他的理论得到最伟大的政治家们的身体力行，或者因为他的大胆、他的思想的深刻而备受赞誉(例如在启蒙运动和意大利复兴运动当中，例如受到葛兰西的赞誉，等等)。当我们看到他在历史上总是被一大群势同水火的反对者、支持者以及殷勤周到的评论家包围着的时候，又怎么可能提出要来谈论马基雅维利的孤独呢？
摘录二：
    不，不是诸如此类的发现让我们措手不及，因为只要这种发现进入我们的文化，并且在整个科学传统中自我繁殖，它在我们眼里就是熟悉的，决不会让我们惊奇，“让我们震惊”。然而，马基雅维利本人自称是一种新的知识形式的发明者——所有伟大的政治探索者，就像维柯和孟德斯鸠所做的那样，都使用过这种方式。但这种形式的知识恰恰和伽利略的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说，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始终无人继承，被孤立在那个目睹了它的诞生并给了它生命的时代和个人的身上。

    我在这里已触及了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孤独和非凡特性方面的一个决定性的要点。但是在继续讨论这个要点之前，为了能够继续讨论下去，我很乐意证明，我们首先必须驱除这个马基雅维利之谜的古典形式。

    这种古典形态可以陈述如下：马基雅维利在骨子里，到底是像《君主论》似乎暗示的那样，是一个君主主义者呢？还是像《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似乎暗示的那样，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呢？这就是人们提出难题的一般方式。可一旦这样提出难题，也就等于不证自明地接受了一种先在的政府分类，一种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府类型学，用以思考不同的政体以及它们的正常和反常状态。但是马基雅维利恰恰拒绝接受或实践那样的类型学，他并没有要求用他的思考来规定任何特定的政府类型的本质。他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正如德·桑克第斯和追随他的葛兰西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个目标完全不在于制订民族国家的一般理论——在他生活的时代，这样的民族国家就以绝对君主制的形式存在于法国和西班牙——而在于提出一个政治问题：在一个没有统一的国家，在饱受内忧外患之苦的意大利，什么才是奠定民族国家基业的前提。马基雅维利用彻底的、政治的提法提出他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看到，这个建立意大利民族国家的政治任务，是不可能由任何现有的国家来完成的，不管是君主们统治的国家，还是共和国，还是教皇国，因为它们统统是旧东西，或者用现代的说法，统统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而不能自拔——甚至包括那些自由城市。马基雅维利用彻底的提法，提出“只有新君主国中的新君主”才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新君主国中的新君主:因为一个新君主在一个旧的君主国里不会有任何成就——因为他只能沦为这个旧世界的囚徒。我相信关键就在于准确地把握这种拒绝的政治意义，把握马基雅维利给读者留下的这种不确定性。显然，马基雅维利寻找他希望中的君主，但他从一个君主找到另一个，终于明白自己是找不到的。那个任务的迫切要求，意大利在政治上的不幸，意大利人民的品质，以及四面八方高涨的呼声，这一切都使他确信：这样一位君主将会受到人民一致的欢迎；因此他用动情的语调表达了这种迫切要求。切萨雷·博尔贾的奇遇已经向他证明了这一要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个人几乎已经成功地奠定了一个新的国家，而这正是因为他在起步的时候一无所有，因为他是没有国家的君主，所以他并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的旧的政治形式的囚徒，而封建主义和教皇就用这些形式掩盖着一个备受侵略者蹂躏的意大利。迫切的要求使马基雅维利对那个政治任务和在意大利大量存在着的手段确信不疑，他同样确信，这个呼之欲出的新君主必将摆脱一切封建的束缚，能够白手起家地承担起这项任务。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一般地谈论“新君主国中的新君主”，一般地、抽象地谈论，没有说出任何人物、任何地点的名称。他用这种匿名性谴责了一切现有的君主、一切现有的国家，同时呼唤一个未知的人物来创制一个新的国家，说到底，就像切萨雷·博尔贾那样，从他的父亲教皇陛下给他用来找乐子的一个连国家也不是的一小片外省的地方开始，塑造他自己的国家。如果有一个未知的人物就这样从无起步，并且如果幸运眷顾了他的“virtu”[能力]，他就有可能成功，但条件是他必须奠定一个新的国家，一个能够长存的国家，一个能够成长壮大的国家，也就是说，一个不管使用征服还是什么别的手段能够统一整个意大利的国家。照这样看来，人们争论不休的关于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君主主义者还是一个共和主义者的问题就整个儿被取代了，并且可以从这些前提出发得以阐明。为了奠定一个新的国家，马基雅维利说，这个人必须是“独自一人”；他必须独自一人缔造出任何政治都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独自一人颁布最初的法律，独自一人奠定“基业”并维护它的安全。

    这是国家的第一个环节，它必定是那个惟一的人的工作，这个人从一介平民一跃而为君主；因此，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这是一个君主主义的、专政的环节。
但这还够不上一个充分条件。因为一个像这样形成的国家脆弱得可怕。它经受着两个危险：它的主人可能陷入暴政，而马基雅维利对暴政的诅咒就像孟德斯鸠对专制主义的诅咒，因为暴政激发了人民的憎恨，从而导致君主的毁灭——它还可能在被派系之争弄得四分五裂之后，任凭自己受到列强的凌辱。
摘录三
    稍加变通，我就可以表明，马基雅维利几乎是以同样的方式回答了由自然法哲学家所维护的那套关于国家历史的富于教育意义的话语。我最终可以提出，马基雅维利也许是佐证了我将称之为原始政治积累的这个过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是谈论民族国家的开始的少数几个理论家之一。他没有说国家是法律和自然的产物，而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国家想要长存下去，并且强大到足以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那么它就必须怎样产生。他没有使用法律的语言。他用的是创制任何一个国家都必不可少的武力的语言；他用的是国家在开始时所必需的残酷的语言；他用的是政治的语言，这种政治没有宗教却又不惜一切代价地利用宗教，它必须道德却又必须能够不是道德，必须拒绝憎恨却又让人心生畏惧；他用的是各阶级之间斗争的语言。至于权利、法律和道德，他把它们放回到各自固有的从属地位上。我们在读他的时候，无论我们对于历史上的暴力是如何的见多识广，他身上还是会有某种东西吸引着我们：这个人，甚至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家用他们的故事封闭现实之前，就能够思考在国家诞生的阵痛中出现的暴力，而不是苟活或容忍。通过这么做，马基雅维利投下一道刺目的光芒，照亮了我们时代的开始：资产阶级社会的开始。他投下一道刺眼的光芒，更是因为他特有的乌托邦主义，[1][1] 参见本书正文第3页注[1]。因为那个既有必要、同时又无法思考的假设，假设新国家可以根据形成民族国家的偶然性，从任何地方开始。在我们眼里，它们是画在地图上的，仿佛永远是被它们先前的命运所注定了的。相反，在他眼里，它们大多是偶然的，它们的边界是不确定的，必须去征服一些地方，但是该征服多远呢？以语言为界还是更远呢？还是尽它们武力之所能呢？我们已经忘掉了这一切。我们在读他的时候，被他吸引，就像被我们已经忘掉的东西所吸引，被某种压抑着的东西、被弗洛伊德所说的它那陌生的熟悉所吸引。

    让我们唤起他的话语里可能最令人窘迫的方面，从而回到马基雅维利的非凡特性上来。片刻前我暗示了那种因为阅读他所引起的惊奇的效果。他是什么意思呢？而且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论证呢？为什么这样令人窘迫——从一章过渡到下一章，没有任何明显的必然性；打断一个主题，然后又不得不再次捡起，但是却变了调，而且从没有得到过最终的讨论；回到问题，但是从没有按照预期的形式给它们答案？克罗齐说这个马基雅维利问题可能永远无法解决：也许聪明的办法是问一问，是否就不该用这种类型的问题来谈论他，在他这里，是否就不可能得到这种类型的问题所要求和预期的答案。

    关于马基雅维利是政治科学的奠基人，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了。并且已经有很多评论家，他们很高兴从他身上发现现代实证性的一个最初的形象，他与伽利略的物理学、笛卡儿的解析几何并肩而立，在所有领域里阐明一个新的典范的合理性、实证科学的合理性，依靠这种科学，年轻的资产者阶级获得了主宰自然的能力以发展其生产力。选择了这条道路，就太容易找出马基雅维利作品里的某些段落，某些精神实验的形式，某些为确定关系的不同变体而建立的普遍化形式，拿来为这个观点辩护。例如，人们可以说，在《君主论》里，马基雅维利是从详尽无遗地清点不同的君主国出发的，从而预支了笛卡儿所谓列举全部情况的规则；[1][1] 参见笛卡儿《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6—18页。人们还可以说，在能力与幸运的关系上，马基雅维利正在建立一种法则，很像标志着现代物理学之类开始的那些法则，并且总而言之，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他抛弃了想像而直抵事物在实际上的真相，那么，这就是要从新的实证科学的精神出发，这种精神只能在一种绝对前提下产生和发展，即人们不再根据词语来理解现象了。

    可我却相信，试图把这种纯实证性的话语加在他身上，在面对一种令人窘迫的不足、面对他的论点的悬而不决的特性、面对这种仍然像谜一般的思想的不可终结的特性的时候，总是要失败的。我相信，我们只能从一个不同的方向，因而追随着葛兰西的一种直觉，来靠近马基雅维利。
摘录四：
    有这样一种更加迂腐的套话，是人们在反对由以形成国家机关的选举制度时反复使用过的：“在这里数字是至高无上的法则”，而“任何会写字的白痴(在有的国家干脆是文盲)的意见都是有效的，在实际决定国家政治进程的时候，居然可以和那些把主要精力奉献给国家和民族的人的意见等量齐观，等等”。** 有许多类似的提法，有的比我引用的更妙——我的引文出自马里奥·德西尔瓦(Mario de Silva)，见《法西斯批判》，1932年8月15日。但内容千篇一律。可事实绝非如此，数字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法则”，而所有选民的意见也不是“居然可以”等量齐观。数字在这里也只是具有工具的价值，给出一种衡量、一种关系，仅此而已。衡量了什么呢？它衡量的恰恰是那些积极分子、精英、先锋队等少数人意见的有效性，它们的扩张力和说服力，也就是那些意见的合理性、历史真实性和具体作用。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个人的意见都“居然可以”等量齐观。观念和意见并不是自发地“诞生”于每个个人的头脑；它们有一个形成、辐射、传播和说服的中心，即按照现实的政治形式整合并提出这些观念和意见的人们组成的集团，甚至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人。计算“选票”只是一个漫长过程的闭幕式，在这里，最有力的影响恰恰来自“那些把主要精力(尽管也不过如此)奉献给国家和民族的人”。如果这个假定的显贵集团虽然拥有压倒一切的物质力量，却得不到大多数的同意，那我们就不能不认为它要么是无能的，要么并不代表“民族”利益——在把民族意志引向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方向的时候，这些“民族”利益不可避免地起着支配作用。代表制政体中的数量和质量〖〗〖〗现代君主论“不幸的是”，往往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特殊利益”与民族的利益混为一谈，因而才会感到让“数字法则”决定一切是“可怕的”，等等；要是命中注定成为一个精英该多好呢。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头脑“好用”的人们觉得自己被贬低到了最差的文盲水平，而在于这些自以为头脑好用的人想要剥夺“普通”人在决定国家生活进程时所拥有的哪怕很小的那一丁点儿权力。

    这些迂腐之论(最初从寡头制而非精英的方面)批评议会政体(奇怪的是，议会政体之所以受到批评，并不是因为用数字表示同意的历史合理性在财富的影响下早已变得面目全非)，进而推及一切代表制度——甚至那些既不是议会制，也不是依据形式民主原则形成的制度。[1][1] 指苏维埃制度或“民主集中制”。这样的言论益发不着边际，因为，在另外的这些政体中，投票之日并不意味着人民同意的结局，而是正好相反。同意被理解为永远主动的过程，直至同意者都可以被看成是国家的“公务员”，而选举也可以被看成是自愿报名来充当某种类型的国家公务员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手段可以和自治(selfgovernment)观念联系在一起(尽管两者处于不同的水平)。既然选举不是根据一般的、模糊的纲领，而是根据当前具体工作的纲领来进行的，所以那些同意者就会比普通的合法公民承担更多的义务，以致力于实现这些纲领，也就是说，他们会以主动负责的劳动充当先锋。对于最广大的民众来说，主动性当中的“自愿”因素是不可能用任何别的办法激励起来的；一旦这些民众不再是由自由散漫的公民，而是由合格的生产性因素组成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投票表决所能具有的重要性了。** 可以对这些看法做出更充分、更有机的阐发，同时根据一般社会政治关系(当选公务员和职业公务员之间的关系，等等)的变化，指出不同类型的选举制度在其他方面的差异。

    命题——“一个社会，除非在解决难题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的时候，是不会给自己提出这个难题的”。[2][2] 这只是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说的一段话的大致复述，见葛兰西在“局势分析。力量对比”一节的原注。关于形成集体意志的难题就直接取决于这个命题。若要批判地分析这个命题的意义，重要的在于研究那些持久不变的集体意志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们怎样给自己提出了直接和间接的具体目标，也就是集体行动的路线。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多多少少长期的发展过程，难得有一些不可预见的、“综合的”爆发。综合的“爆发”的确也有发生，但细看之下就会发现，它们的破坏多于建设，它们为本土的、自发的发展扫除了那些外界的、机械的障碍：西西里晚祷起义就是例证。[1][1] 1282年3月31日的西西里晚祷起义是西西里人民驱逐普罗旺斯统治者的起义，其中既有人民自发反抗的因素，又是贵族分子预谋的实现。葛兰西在研究“自发性和有意识领导作用”之间“千奇百怪的结合”时就引用了这个例证，见英译本乙，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