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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链篇

1.Managing Director(董事总经理）

鬓发整齐，指甲修过，足下的鞋子比一般人家的家具还贵。是投行业务的发起者，四处奔波，寻求潜在的为公司也为他们赚钱的任何渠道。通常这些人舔过的客户屁股要比公共厕所马桶一年沾过的屁股还要多。

2.Executive Director(执行董事)

基本和MD差不多，只不过呢，这些人舔屁股的本事还没到顶，因此呢，接到的生意也要少，负责的team也要小。但是基本上来说，他们的base salary也要过千万了。

3.Vice President (副总裁)

光鲜的名字，其实呢，他就和军队里的排长差不多一个等级，属于业务处理机器，没有什么办公以外的生活。不用出什么太多idea，平时就是带着一群associate或是analysts替md/ed卖命，离开办公室一般就是睡觉。因为这些人基本没有额外的时间出去交际，认识俊男靓女，即便他们的base salary有过500万，但是他们最大限量，也就是泡泡办公室里面的实习生，或者小秘书,比较萎缩。脾气通常极其暴躁，基本就像公寓大楼里面的下水管道，不断地把MD那边对他的谩骂，以及愤怒转移给他下面的Associate和Analyst.

4.Associate(主任)

这一层人比较多，也是受压榨的一族，饱受vp每天的欺负与虐待。直到这些associate被提升为vp了，或是辞职了，要么就是自杀了，苦难才可能结束。他们每天就像奴隶一样不得不向vp们献媚，因为vp决定了他们的奖金数额。这些人虽然被对待得像一只狗，但同客户见面时，他们又得像衣冠禽兽一般人模狗样地坐在那里，替md和client充当高级侍从。

5.analyst（分析师）

这是最低一层了，基本就是我这种刚毕业的学生去干的。他们呢，基本就不算人在投行里，最多也就是associate那帮奴隶手上掌管的畜生。虽然他们的薪水很高，但是他们没有生活，没有睡眠，没有“幸”（性）福。成天在公司最最阴暗的角落，风景最差的座位上，做最最低等的活，改改字体，换换颜色啦，查查资料啦，“拷贝”， “粘贴”的按钮按按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自己青春交给了他们上面的那些衣冠禽兽。有些analyst比较有做investment banker的天份，因此不用教，他们就会舔老板的屁股，或者坐md的大腿，通常这些“天才”就会在三年后升做“奴隶”去当associate，至于其他的那帮人就去什么“哈弗”啊，“沃顿”啊，这些个“动物收容所”混混，希望等个两年，会有其他的雇主让他们升级为奴隶。

引诱篇

1.recruitment talk and cocktail reception（宣讲会与鸡尾酒会）  

在香港，一般一流的大学，如港大，科大以及中大，每年开学一个月学校会组织很多所谓的“相亲会”，招聘者在这里首次与那些潜在的被招聘对象“巧遇”。虽然说叫巧遇，但其实就像追求女生时玩的把戏，事先总会有线人替你报信，譬如说在哪候着一样，每周学校的“婚姻介绍所”（career center）都会发email给每位学生说，今天来校的有Morgan Stanley, 在RHT教室，还有P&G（保洁公司）在T1教室。

潜意识里，这里传达的信息是：想挣大钱的，直接到RHT候着，可能让你榜上大款；对学习橡皮奶头，避孕套，卫生护垫营销感兴趣的人，可以上T1教室呆着。这时候多数人，譬如说我，就会认为跑去上日常的专业课万万没有抓住这种傍大款的机会重要。因此通常那些大款所在的教室基本上晚去了几分钟，就得坐在教室最最右后方，那个垃圾筒旁的小角落里。

通常这些大款搞这种相亲会，都很卖力，会请很多后援团，象“相约星期六”一样，再配以那种超级完美的“征婚短片”。主要意思就是说，看看嫁给我吧，嫁给我，你会衣食无忧，就算对我失去性趣了，我还有那么多帅哥美女后援团供你享用。

通常来游说的都是那种“情场老手”，在这里老色鬼或者风骚女人的挑逗下，急不可待的少男少女学子们就会争先恐后地问：“你们公司今年有多少空缺啊？我愿意从搽皮鞋，倒洗脚水，跪搓衣板开始干，只要让我加盟做你的奴隶，干什么都行！！”

在宣讲会之后，会有一些提问的环节，通常都在教室外面举行，弄一点学校餐厅淘汰下来准备进垃圾桶的水果，甜品放在那，美之名日，鸡尾酒会，在这个时间，通常就是象我这样的马屁精们大放异彩的时候。马屁精会借此机会向公司的高层展示自己有多么聪明，多么博学，多么有实力进入“马屁精的圣殿”.

“MR XX, 谢谢你精彩的演说，我体会超深，我想请问下在美国次级债券危机过后，你如何看待未来公司的发展？亚洲emerging market对贵公司来讲是否是新的机遇？“

“您好，先生，我想请问下，贵公司是如何通过您刚才所说那些公司价值去提高公司的市场份额，与华尔街其他投行竞争？我们如何更好得利用我们的客户网络，balance sheet替我们的客户做IPO，做M&A或者LBO？”

这些马屁精其实每次都会提前准备好这些勾引大款的问题，并屡试不爽，即便知道答案，但还是会问，而那些深井百战的老色鬼，对这些挑逗也早已厌烦，但为了逢场作戏，还是会回答说“good question!”然后把他们早就准备好的”百搭回答“弄一遍，一大堆极其深奥的专业术语一个一个从他们的口中蹦出来，但其实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他们说的全是废话，说了等于没说。双方为了勾引到对方，都在眉飞色舞得胡言乱语，虽然大家都觉得恶心，头疼，但还得装作“高潮迭起”时那种享受的神情.

其实呢，每个这样做的同学都深切地知道这是多么的下贱，但是他们的梦想就是客服前方难以预料的困难，获得成功，享受到胜利彼岸的喜悦。那是一种傲视群雄的伟人才能有的自豪，那样，他们就能走进贝沙湾说：我要买这套 虽然漂亮的售楼小姐通常都会不消地说，这套非常贵，快要50万一平方了，但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打断到：“这是支票，你写上总数，我要了，如果愿意，可以到我那共进晚餐。”他们有钱，有权，有能力，非常快乐.

怀揣这样的理想，他们决定不能错过任何能进投行的的面试机会，高盛，大摩根，小摩根，美林，瑞银，瑞信，德银，荷银，汇丰，花旗，雷曼，巴黎百富勤，一个也不能放过，他们一定要加入到银行家的大军中，走上铺满黄金的大道。

魔术篇

由于很多读者反映上面一篇过于露骨，因此“引诱篇”下暂时先不公布。

今天我还是谈谈关于公司估价(valuation)的一些方法。

基本上来讲，analyst和associate很多工作都和company valuation有关。不管是IPO,还M&A或是LBO（杠杆收购）都离不开valuation.而且Investment bank里面每个人每年最关心的bonus（年终奖金）从哪儿来，就是从每次交易那个valuation所得估值的3%-7%提成儿来。因此呢，valuation这个部分就是每家投资银行最最关心，也是最会玩花头的地方。

其实呢，一般商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都应该在一门叫做“corporate finance”公司财务的课上学过几种估值的方法。每年进入投行部的那些个“天之骄子”“精英”其实早就已经熟练掌握那些课堂上学的估值模型，但他们不清楚的就是实际在工作中我们估值究竟会遵循什么样的常规方法。然而往往在做过几个deal后大家其实都会心知肚明，学校学的那些全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方法，真正能让自己赚大钱的方法只有一种，称为“doggy-style valuation”（狗刨式）估计法，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因为整个估值过程都是颠倒过来进行的。

Managing Director先会根据客户，以及当时deal所处的情况，从大脑里最最贪婪的那个部位，冒出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往往是客户看到以后能接受的最贵的那个价钱。接下来就是我们analyst和associate的活了，我们需要绞尽脑汁编写出相应的理论，吹出听上去很有道理的背景分析，以印证估计的有效和合理性。刚开始，那些新来的analyst或者实习生都会觉得道德上很内疚，真想立即去找神父忏悔，但是慢慢的，大家就会用这么样的一句话安慰自己:这些分析其实都是我们创造的“附加值”，只是我们对事实的论述罢了，没什么难的，这不是进行空洞的逻辑推理或者在高难度的变金融魔术，我们没有错,只是稍微充分发扬了下“乐观主义”精神.因此一个个如同天文数字一般的估值都不在话下，这些怀揣着崇高理想的20多岁的孩子们，就这样把他们的人格以及灵魂进行了二次抵押，仿佛如同美国的次级按揭一般，日复一日，不断累加，值到他们失去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

接下来，我就稍微阐述下几种我们曾经学过的valuation method是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被应用的。

1.Comparable Company Valuation (多项类比法)

这个方法，我们通常都会亲切的称之为comps,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也是最最常用的一种。首先，bankers会找出很多同行业，或者同地区的公司，统计这些类比公司的公开市场价格，或者当初交易执行时的价格。例如，类比公司的平均PE（市盈率）是30，那么被股价公司的价值就是他们去年earnings(盈利)乘以30，很快就得出这家公司的估算结果。是不是很简单呢，感觉就像下岗阿姨在那边为今天晚上家中的小菜算价钱一样容易。

这种估价法的问题在于，那些贪婪的bankers通常会挑那些pe（或者其他比率）很高的公司做类比，一切pe很低的公司，不管他们的主营业务和我们的客户多么相近，统统都会因为undervalued（被市场低估价值）而被blacklist掉。因此这样无节制地挑选下去，出来的公司早就和被估计的公司毫无相似之处。这样的过程，就像今天家庭聚餐，那些个名望显赫或者发了大财的，继子，还是再婚以后托油瓶过来的第二代的表兄妹，八杆子打不着的“家人”都被邀请，而那些因为没什么本事的，或者残疾的老爸老妈，亲生兄弟姐妹都被拒之门外。

2.Discounte Cash Flow Method (未来现金流折现法)

这个名字挺起来似乎很亲切吧，但是在投行这可是变魔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能让林志玲她那干匾的老妈变成跟她一样受成功男士们欢迎，或者说让一个智障的儿子变得拥有跟他聪明的老爸一样的智慧。

这个方法对于那些没有什么实际业务的皮包公司，或者利润年年是负数的公司估值时特别派用处。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提到的那个comps方法，前提是这个被估值公司至少得有可观的销售额，或者纯利润，这样乘上那些个30，40的pe才有用。但DCF则不然，因为他的估算完全是建立在对这家公司未来业绩的期望上。就好比那个“阿里巴巴”，谁都知道这种公司没什么利润，但是为什么他还能得到如此高的IPO价格呢，因为那些analyst变了魔术，他们通常会说“介于公司优秀的管理团队，和不断完善的管理理念，未来收入年年都会大幅度增加，cost总是在进一步消减”，所以呢，算出的公司价值总归相当可观，不管这家公司多么垃圾，不管这家公司已经有了多少个亿的亏损，他永远能风光在媒体的报道中，因为无知的老百姓永远都会把血汗钱拿出来给这些banker出的价格买单。

而且每一次，从analyst到associate，再到vp，再到md，每一层，每个老板，都会将下属设定revenue(收入)增长率调高几个百分点，或者把cost所占的比率调低几个基数点，这样的调整就是每一层“老板”为这次交易所带来的附加值了。然而其实有点智商的人只要看过他们估值的方法，就会发觉，在他们的鼓吹下，这些个皮包公司，只要持续这样经营，过不了一代人，就能膨胀成业务遍及全球的500强企业了。–而这些就是DCF方法创造的奇迹。

生活篇

1.Training（培训）

所有新来的analyst或者associate在刚进firm的头几天里都要经过一个培训的过程，但是这里我不想谈论那些枯燥的理论培训，我只想跟大家分享下关于“生活”培训的一部分。

通常生活培训这part只有20分钟到半小时，但所有重要而有用的信息几乎都已经传达给新人了：可以借一张高级信用卡享受公司位于28层可以饱览维多利亚港海景的executive canteen,在几点过后可以任意打车报销，晚餐以及周末加班工作餐的报销数额以及手续，或者是出差时如何享受到头等舱等等。。通常这个part，每个人不管之前理论培训时是打着呼噜的或是流着口水的，一般到这个时候都格外清醒并认真做着笔记
。。。

2.Blackberry (黑莓手机)

这个似乎是banker的象征，每个刚进来的analyst都会人手一部，这玩意没玩过的人，肯定觉得特别好奇，特别想拥有一部拿来把玩。然而在我看来，这个花俏的玩意就好比一把双刃剑。为什么这么说呢？想想一个场景，一群20多岁的banker，身上Zegana或者Armani西装笔挺，走进一间兰桂坊酒吧坐下，缓缓的把最最新款的blackberry手机放在吧台上，拿起一杯Martini，这时候无论怎样，在场所有的“美人儿”的目光都会被吸引过来。但是如果突然这时，那个宝贝blackberry突然振响，弹出老板让你在今晚交出一份新的pitch book的email，是不是非常得少兴呢。。。

3.午餐，晚餐以及budget

Junior investment banker有个外号，叫做“夜行者”，这就意味着他们很少能在早上九点以前到达办公室。而且他们一天的生活大概有四个“分水岭”：午饭前，午饭后，晚饭后和午夜后。

午饭可能对于那些刚来的banker是一天里除了睡觉以外感觉最好的一段时光。为什么呢？因为这群20多岁的小屁孩可以进入公司最最高级的executive canteen享受非常丰盛的自助大餐。通常这里只有公司高级行政人员，或者front office的banker或者trader可以在这进餐，其他那些mid-to-back office的人连进来的资格都没有。所以说每天这群孩子拿着公司发的那张信用卡在机器上一刷徐徐步入餐厅的时候，那种超级爽的感觉就会把他们前一晚所有对工作，对老板的抱怨统统冲走。

基本上每天晚饭时间一到，那些MD或者Vp就下班找他们的情妇去了，而这些analyst或者associate才会3，5成群结队去周围那些个高档餐厅享用他们一天中最大的“权力”-用公司的钱享受生活。通常投行给予每个人一顿餐饭的budget是150-200块左右，如果你能再办一张“American Express”的信用卡，通常在中环那的餐厅都能享受到50%的折扣优惠，这就意味着，这帮家伙，每个人每顿饭最多可以吃到300-400块。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奇怪的“天才”本事。他们往往都能在中环任何一家高级餐厅，在不看菜单的情况下，报出一串串菜名，而加起来的数目正正好好就是budget的总数，这样他们就能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尽情的享受公司给予他们的“淫乐”生活。

然而，整个晚饭通常都在谩骂和侮辱的话语中度过。没有人用真实的姓名称呼叫他们那些“xx”的上司，每个人想尽侮辱之能事以报复折磨过他们的MD.晚饭中的这种“自由论坛”气氛通常都能把在座的人紧紧团结在一起。一个又一个晚上，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互相劝慰着不要放弃心中的梦想，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共同体为着现实的苦涩，毕竟他们每个人都无一例外的是投资银行里的“机器人”。而晚餐通常就是他们进行“集体心理治疗”的最好时机。

4.工作时间（Hours）

这个词，在ibd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提，非常忌讳。客观的说，一个banker每个星期工作100个小时是很保守的了。一周总共168个小时，100多个小时在工作，这就意味着他们每天都在工作，没有一天可以休息。每天清晨坐taxi回家，冲上个澡，努力帮助自己冲刷掉前一个未眠之夜的疲乏-这些时间加在一起，每周也不能超过20个小时。偶尔与异性吃个饭，或者暧昧一下，每周大约15个小时，这样一来还剩33个小时，这就意味平均每天我们加上洗手间和睡觉总共4。5个小时。所以说在投行里，经常会在厕所门口等半天，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的家伙正坐在马桶上打盹呢。。。

然而呢，就像所有虐待狂，这些投行总是能想出各种方法从每位analyst和associate身上榨干每一滴血汗。比如说，办公室里总是灯火通明，仿若白昼，空调开的很大，和澳门那些大小赌场一样。白纸灯亮的让人显得晃眼，空调使空气变得非常干爽，即使凌成5点，也好比大中午一般。这些疲惫不堪的孩子们，只要在这样的办公室里就会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效率出奇的高。这就好比实验室笼子里的小白鼠，各个都好像神经质似的不断乱蹦乱跳，直到他们心脏停止的那一刻，那些变态的雇主就会再换上新的血液，诱骗新的年轻学生进入这个人肉搅拌机。

（本文：南方都市报）

聚集在北京南站附近的访民们，绝大多数被安元鼎关押过，有的甚至不止一次。

戴月权数次反映被安元鼎“黑监狱”关押的情况，均无答复。

安元鼎用来押送访民的“护送”车。

安元鼎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书。

本文要点：

★[上篇]访民噩梦：无效的抗争

★[中篇]起底安元鼎 ：一个河北农民如何操纵访民命运？

★[下篇]外包的维稳职能：“黑监狱”规模化

南都记者龙志 实习生杨艺蓓 发自北京、广西、福建、河北、湖南

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在北京保安业正悄然做大。数年内，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元鼎)拿到了诸多荣耀，这是中国保安行业所能达到的巅峰。

但媒体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安元鼎的主业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这家时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据信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以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暴力手段向上访者施暴。

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曾发文狠批“黑监狱”，引述一份权威的调查报告：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处，占78%。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黑监狱”的畸形存在就像毒瘤，是谁给安元鼎们以“司法”的权力？

南都记者历时半年，对这一极端隐蔽的“公司业务”，做了缜密的调查。

[上篇]访民噩梦：无效的抗争

安元鼎噩梦是如何降临到访民头上？在“黑监狱”中他们遭遇了什么？在大肆抓捕、押送访民的行径背后，谁是安元鼎的雇主？

A：女警张耀春的故事

上访女警被送黑监狱

来到北京第三天，张耀春接到一个电话后，前往位于东三环中路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驻京办，陪同的还有另一名湛江籍访民林蒂芬。

在双井桥和国贸桥之间的桂京宾馆是广西驻京办所在地，宾馆呈半封闭状态，出入经过一扇铁门，正对着车辆川流不息的路桥。

2009年12月16日，北京气温零下5℃，张耀春来到这里时，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妥，但还是留了一个心眼，她让林蒂芬留在桂京宾馆门口的招待所，以防不测。

2000年以前，张耀春是广西合浦县公安局户政科一名干警；在此之前，她曾在内保科工作了两年，负责枪支造册登记存档。她发现这里的枪支管理之混乱匪夷所思，某些干部为了牟取私利，竟然凭着私人感情给社会上的“包工头”、“大老板”们配枪，甚至以种种名义违法销售枪支弹药给一些单位和个人。①

在一次执法大检查行动中，张耀春向“检查团”说出了真相，并递交了一份《关于合浦县公安局某些人违法乱纪情况反映》的材料。“检查团”走后，她遭到调离，最后以“考勤不及格”为由被辞退。

2001年《南方周末》曾介入报道此事，但一切并没有改观，站在媒体面前的张耀春处境更加艰难，由此前对付个别腐败分子，上升到对抗整个利益集团。她所揭露的问题被一一证实、查处，但她的工作却始终没有落实。更有甚者，在2007年夏天，曾经同处一室的战友以身份证是假的为由，拒绝帮她办理第二代身份证。她便成了这个国家里没有身份的公民。

自9年前第一次进京上访开始，张耀春与驻京办官员打过无数交道，今天打来电话请她过来了解情况的是驻京办负责人朱某。

她如约到来，却发现危机四伏，除了从北海过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巷口还布设了两个便衣警察，来抓她的人终于现身了，她试图冲出去，路口也被封堵了。她落入一个早已布好的圈套中。

等着她的是一辆白色依维柯，车身大字赫然：“安元鼎护送”。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年轻人冲出来，对于张耀春来说，这套制服再熟悉不过。制式、颜色与特警制服完全相同，只有一字之差，肩章上写着：“特勤”。

这是安元鼎与访民张耀春的第一次交集，5个月后，当她第二次被驻京办官员逮到，并交到安元鼎手中时，在被押送回合浦的路上，她甚至跟其中一个“特勤”聊得很熟。

在车上，张耀春问：你们拉我去哪里？

对方回答说，上车就知道。

张耀春大声抗议：“我有权利知道我上车后去哪里，你们不能这样，这是侵犯人权。”

两个“特勤”警告她：你要安分一点，你不安分你就是死。

驻京办官员们目睹了整个过程，张耀春说，他们甚至还帮忙扭送上车。但他们不是帮凶，他们是雇主关系，是他们打电话请来了安元鼎。在此之前，他们达成了协议：以政府的名义与安元鼎签订押送上访人员的服务合同。这是安元鼎公司诸多业务中，最赚钱也最见不得光的一项。②

“囚车”(在张耀春看来，这辆限制人身自由的车辆，与囚车别无二致)越拉越远，一个多小时后，开到没有路标的地方。随后，张耀春从车窗外瞥见“京津高速铁路”的箭头，还看见南四环的路牌，看到小红门大红门这边有个“红门路”的标志，用木头写的，插在路上，里面就是农村了。越走越远，这一带是破烂的工厂、仓库，高高低低的树林，冷寂得可怕。

傍晚时，“囚车”在一个写有“凯安达储备仓库”的楼房前停下，那是个破旧工厂，里面有两层楼，外面有四扇小铁门，红红的。

张耀春进去时，里面关了约两百多号人。天冷，墙上挂着空调，很旧了，根本不顶暖，被子又臭又脏，但还是被大家争抢着。北京的冬夜，漫长而难熬，他们只有相互取暖。这让张耀春备受屈辱：在里面男女同住，毫无尊严可言。

这是安元鼎在北京市区以及周边地区设立的众多“关押点”之一，访民们称之为“黑监狱”。

如果一个人触犯了法律，被法院裁定有罪投入监狱，他所遭遇的情景也莫过于此：在扭送进来那一刻，在身后铁门“咣当”一声巨响之后，已宣告尊严荡然无存。第一道程序是搜身，缴获他们的身份证、手机，以及任何物品。之后，他们无法跟外面联系，也消解了任何反抗的可能。

第三天早上，8点不到，张耀春就去排队，她想喝点稀饭，对方回答：“没有。”

张耀春还没有明白所处的境地，她不服气上前顶嘴，引起了一些访民们的共同情绪。在这个关押点，安元鼎的主管是两名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哈尔滨人邱林和牛力军(音)。

牛力军显得更残暴些，不容张耀春争辩，一把揪住她拉到办公室，砰地关上门，用拳头猛击她的头部，接着又扇了耳光，狠狠地踹了几脚。

聚集在门外的访民们喊来了邱林，门被撞开时，张耀春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在众人前，牛力军挥舞着电压棒，噼里啪啦向张耀春头上抽去，被众人及时拦下。

对着这名曾经的女警察，身着保安制服的牛力军愤愤地说，我要拘留你，“你回去收拾东西，准备去拘留所吧。”

张耀春只觉得很气愤，并不害怕。她想，去拘留所也好，去哪我都不怕，大不了一死，我也不屈服。

她对来核查情况的安元鼎特勤小队长韦应强(甘肃白银人，现已离开安元鼎)说，“你们到厨房里看看，能捞出米来吗？”

韦应强试着在锅子里捞了几下，一小勺都没捞出来。

3万元被“特勤”押回县城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实验中，通过专门测试挑选了征募来的受试者——— 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况演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终止。

在安元鼎的“黑监狱”中，无不诠释着“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高墙大院，封闭的空间，主管们身上穿着与警服相差无几的制服，只不过袖肩上面写着“治安”，胸前还有编号。大门唯一开启时，是“囚车”押送着访民们进进出出的时候，全副武装的特勤们，冷漠地注视并随时训斥着畏畏缩缩的访民们。事实上，在对给安元鼎招聘特勤的劳务公司采访时，南都记者获悉，自2008年之后，安元鼎招聘“特勤”的标准提升到：身高180CM，且要求是训练有素的退伍军人。③

即便张耀春始终提醒自己，他们的机关是非法的，是没有执法权的。但在被安元鼎关押时期，她仍不由自主地以为自己是在监狱里服刑，而她发现，她的难友们则完全把自己当成触犯刑罚，在此受刑服役的人。那些身着保安服的牛力军们，则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公权力的一方，手握执法权。

安元鼎希望访民们关押的时间越长越好，结果导致安元鼎的黑监狱爆满，生意应接不暇。

韦应强透露给张耀春的价码是，每个人每关一天，地方政府要付给安元鼎200元伙食费。接下来，安元鼎的业务员会打个电话过去，问：要不要送回去？或者继续关着？通常得到的答复是后者。

在第五天后，张耀春和广西常乐的一名访民被押送回北海。在标有“安元鼎护送”字样的依维柯囚车上(车牌号为：“京M O B035”)，除了两个司机，还有两个男“特勤”，以及一个女“特勤”，一共五个人。

在路上，依然是黑监狱的延续，访民们被训诫：不许停车吃东西，车上的面包、快餐面不许拿开水泡，硬邦邦地生吃。如果吃不了，也没人理你。从北京到广西北海合浦，一共花了两天一夜的时间。马不停蹄，车不熄火，两个司机轮班开。

到达广西合浦的时间是晚上11点多，在南北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张耀春曾经的同事——— 合浦县公安局信访科干警彭某和李某，以及县信访局工作人员周某早已经等在那里。

交接仪式显得快速而有效，安元鼎公司的特勤人员和警察们对照了合同之后，一方收钱回京，另一方，则将这个“上访者”押回县城。

2010年5月27日，在进京上访，第二次被驻京办官员交给安元鼎时，押送张耀春和另一名访民回广西的车辆牌照为：京M OB039。

这次，跟她熟悉的一名特勤告诉她，押送她的价码是：三万。④特勤小队长在一旁怂恿她说，你下次再来北京上访，你一来你们地方的腐败官员就害怕了，就扣分了。

“是啊，我来北京上访一次，你们又多赚3万。”张耀春骂道。

下午，在老地方交接的时候，张耀春看到了公安局与安元鼎公司签订的合同，并且从合同中不小心掉下了驻京办出示的一张证明。

“这并不奇怪，一个曾经的人民警察，却被保安公司送进了黑监狱，像犯人一样押送回家，经历过这样的事，还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她说。

每一个TED演讲在观者的眼中只是一个孤独的文本，唯有置于更广义的社会背景中，我们才能明白在这短短十八分钟的讲述背后所经历的挣扎、迷茫、坚定、梦想与奋斗。我们的团队新成员余恺将为大家带来别具一格的TED故事，分享TED演讲人背后的不凡人生和精彩思想。这一系列稿件旨在进一步推动TED演讲成为教育素材。余恺（yukind）目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行社会研究项目并修读发展研究的硕士学位。

《魔鬼的诞生：路西法效应（上篇）》

by 余恺

以前在新东方的一位同事有个有意思的爱好：喜欢看网络新闻后的评论帖子。按他的说法，评论帖子甚至要比新闻还要精彩。

如果看过评论帖子，一般都会认同，网络上对骂、脏话、恶毒的语言简直穷尽了语言的极限。看过关于网络帖子的最精彩评论是：“如果你看过关于国家话题的评论帖子，你会惊讶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网络上的话语早已渗入并转化成现实生活的行为，刚刚看到视频网站上李宇春在演唱会现场被全场大骂，竖中指，助理们打着雨伞站在李宇春的周围好让她不受攻击、能够唱完两首歌离场。

究竟现实是网络的翻版？还是网络是现实的再现？

或许关于帖子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温文尔雅的人们，会在虚拟的空间中发出如此残暴的话语呢？是不是我们心底早已埋藏着恶的因子，只不过因为对规训的遵从和对惩罚的恐惧而被控制，而因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而产生免责的承诺，让我们释放出心中的魔鬼？

这个问题的实质与心理学家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TED上题为“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的演讲所提出的问题具有一致性：“是什么因素使好人变坏？”

+ 津巴多的COSPLAY

津巴多在心理学界是大神级的人物，所有的普通心理学教材都会出现的名字，曾经任美国心理学会的会长。让津巴多名满天下的是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美国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60分钟》对该实验进行了详细报道，有一支乐队的名字就干脆叫做“斯坦福监狱实验”。连雅思考试也曾经以一篇介绍该实验的文章作为阅读考试的题材。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当时津巴多正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津巴多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

一共有70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申请参与这个为期两周的实验，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莱大学参加夏季课程的学生。24名学生通过了测试，学生以随机的方式被分成了两组角色：其中9名学生担任监狱中的“囚犯”和9名学生则以三人一组轮班担任“看守”的角色。津巴多本人则担任监狱长的角色。

为了实验更真实地模拟现实，担任“囚犯”的学生身份以数字代替，每个人都穿上犯人的衣服，戴上脚镣和手铐，有些学生是在家里被逮捕的，被铐上手铐，戴上牛皮纸头套，而执行逮捕行为的是同意与津巴多合作进行实验的加州警方，面对呼啸而去的警方，不明就里的邻里大为惊讶；而担任“看守”角色的学生则是穿着警服，戴上黑色的墨镜以增加权威感，在囚犯进牢时，按照监狱的正式程序对犯人进行裸体的搜身，他们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而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们则被告知实验过程中，他们所拥有的部分人权可能被侵犯。

一切如此真实，为的是让双方可以真正进入预置的角色。津巴多的模拟监狱应该不会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毕竟这批所谓的看守和囚犯都是通过心理测试证明是“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津巴多也在1996年多伦多举行的讨论会上坦诚，在实验进行之前，觉得有可能只是无聊的两个星期。

毕竟这只是一场戏，一场为期两周的Cosplay。

+ 一场游戏一场噩梦

实验开始的相遇是尴尬，毕竟对于看守和囚犯双方而言，都需要时间进入角色。无聊的时光如何打发？于是这群耳濡目染于当时美国反越战学潮的学生囚犯开始挑战权威：撕掉缝制于衣服身上的编号，把自己锁在牢房内不理会看守的命令，并取笑看守。

看守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作为监狱长和实验负责人的津巴多则告知看守们要自行解决问题。于是看守们采取措施对囚犯进行“镇压”：脱光囚犯的衣服、把囚犯进行数个小时的禁闭、没收枕头和被褥、取消囚犯的进餐、强迫囚犯用手清洗马桶、进行俯卧撑或者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活动而羞辱囚犯、剥夺囚犯的睡眠、半夜把囚犯拉出来清点人数和进行各种屈辱性的活动。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从管理的好囚犯会被提供特权，更好的牢房和伙食。

这些“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看守”学得好快，如果看过任何一部关于监狱电影的话，这都是看守的狱警常用的策略。随着实验进行，看守们采用的惩戒措施日益加重，以至于实验人员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提醒。

在实验进行到36个小时的时候，一名囚犯因受到极度精神压力而出现哭泣、咒骂等各种各样的歇斯底里症状而退出了实验。实验仅仅进行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正常的、心理健康”的一个好人已经被一群“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折磨得濒临崩溃。

该名编号为8612的囚犯是第一天率领囚犯反抗和挑战看守权利的领导者，因此在看守们的反击中受到了“特别的照顾”。当一系列的惩罚加诸于身后，8612已经察觉这不是一场模拟的实验、一个虚拟的监狱，而是一个“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心理学家设置的真正监狱”。当8612向津巴多当面提出要求的时候，津巴多也已经完全进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他考虑的已经不是8612的精神状态，而是如果8612退出，会引起更多人退出，实验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于是津巴多像所有的监狱电影中的监狱长会做得一样，向8612承诺让看守不再折磨他，给他好的待遇，同时他提出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让8612回到监狱做他的眼线，向他提供监狱中的信息，如果同意，津巴多就会迟一点的时候“释放”8612。8612答应了津巴多，重新回到实验当中。当8612回到监狱中，其他的囚犯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无法退出，实验负责人员不会让他们退出实验。希望就此幻灭。

津巴多事后回忆他当时的判断，他觉得8612是心理上过于软弱，无法承受哪怕是一丁点的压力，毕竟实验只进行了大概一天的时间，怎么可能会那么快就要求退出实验呢？实验还有13天的时间啊！

作为实验设计者、心理学家的津巴多，本应客观地评价8612的状态，结果也被监狱长的角色所逐渐控制被影响他的判断。这种控制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直到一个局外人的出现，才把津巴多从监狱长的角色中“挽救”了出来。

而就在8612提出退出的当晚（36小时），当津巴多的研究生Craig Haney作为实验负责人之一轮值夜班时，发现8612“精神已经崩溃，强烈要求退出”，8612无法承受“看守们持续不断地骚扰，仅仅是因为他在第一天领导了囚犯对看守的对抗。”在同意8612离开监狱进行短暂的休息后，Craig Haney要做出一个外人看来很容易，但当时他感觉极度困难的决定：是同意8612离开还是拒绝他的要求？津巴多是他的导师和“老板”，午夜时分，不能够骚扰他的休息。同意？毕竟我只是个二年级的研究生，这个实验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资金进行筹备，让8612轻易退出便意味着实验设计受到影响，无疑结果的准确性也成疑问。但当前这个年轻人的状态是他们在设计实验时无法想像的，不放的话行吗？

经过一番挣扎后，Craig Haney还是决定同意8612退出实验。

津巴多和他的同事第二天早上回到了实验室，质疑为什么Craig Haney同意让8612退出实验。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津巴多认可了Haney的决定。同时，在后备名单中，他们挑选了一位学生，让他在当天下午加入实验，填补8612的空缺。

而在斯坦福大学古老而庄严的心理学大楼地下室，敌对情绪日益升级：看守们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游戏，想方设法折磨囚犯；囚犯们则继续承受着折磨，以行尸走肉般的顺从回应。这已经不是一场cosplay了，不是一次愉快的暑假回忆，不是一次舒服的打工经验，而是一次噩梦。在试验开始的时候，“看守和囚犯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性；而在试验持续了一周以后，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

魔鬼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它狞笑注视着这群曾经“健康的、心理正常”的好人，它让一些“看守们”沉醉于规训与惩罚的快感；让部分尽管心理感觉不对、但迫于角色与承诺所赋予的服从义务而不得不配合其他看守，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和反对，只是私下向囚犯提供帮助；它让仇恨在“囚犯”心中播种，以致试验结束之后，当“看守”们和“囚犯们”同坐一起讨论时，敌对的情绪让讨论变成了凶恶的对质，当他们在试验过程中接受试验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时，他们呈现均是怀疑的情绪，在他们看来，这群最初友好善良的试验人员就是铁笼的制造者；它让本应客观的心理学家失去了判断。

+ 局中人

试验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监狱情况渐进式的恶化启动了所有参与者的心理适应机制：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如试验设计所安排的进行。连接替8612进入试验的代号为416的候补学生最初的“这是个疯人院”的印象也已经被“这理应是个疯人院”的看法所代替，尽管他最初的时候以绝食进行反抗，但经历了黑房幽禁、狱友在看守鼓动下对他进行羞辱的经历后，本应最是正常的他换来的是彻底的孤立，他的绝食对抗让看守和囚犯们从某种意义上站到了一起。

囚犯们以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接受看守们的各种要求。也有些囚犯以“疯狂的表演”模仿8612，希望以此换取退出试验的机会：在试验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天，各有一名囚犯被同意退出了试验。第五名囚犯在退出的请求被拒绝后，全身出现皮疹的症状，最终退出了试验。

试验过程中，囚犯们实际上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外界。在只持续了六天的试验中，大约有100多人以不同的身份接触这群囚犯：包括一名真正的典狱官，在接触了所有的囚犯后，他观察到这场模拟试验在这批学生囚犯身上造成的反应与首次坐牢的人非常相似；20多名心理系的学生从视频监视器和窗户中观察试验；24名囚犯的父母和朋友在探监的时间和囚犯接触，而其中一位母亲在探访之后寻访了一位神父，在神父找到了一位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如何让她的孩子脱离“斯坦福监狱”，这名律师在试验的最后一天与所有的囚犯进行了访谈。

这100多个人，包括看守和囚犯，试验的设计者、心理学家津巴多，都没有想过还有一个选择：中止试验。他们已经成为局中人，被困在以理性和科学为借口所编织的铁笼之中，无法脱身，唯有服从，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直到试验的第六天，一名年轻的女士的到访。

+ 所有人都是囚徒

当Christina Maslach接到津巴多的邀请参与斯坦福监狱试验的研究项目时，心里为之一动。刚刚获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她另一重身份，是津巴多的女友。但Christina已经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助理教授的职务，正准备动身，分身无暇的她只好拒绝了爱人的邀请。

但她还是答应了津巴多帮忙做一些访谈。为了对访谈有所准备，她在试验进行了大约一周之后的周四晚上来到了斯坦福监狱。一开始的印象是平静，与其中一名看守进行了交谈之后，她的感觉是这是一位礼貌、友好和让人愉快的好人。

而这晚负责轮班的是昵称为John Wayne的看守，斯坦福监狱最“臭名昭著”的狱警。尽管耳闻John Wayne的作为，Christina见到了John Wayne之后却感到非常震惊（absolutely stunned）：与传闻相反， John Wayne是一个绝对的好人。但直到她开始试验观察时，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戴着黑色的墨镜，手持警棍，身穿制服，放声嚎叫，痛骂犯人，让犯人报数时表现出一种粗暴的态度。

当时正当洗浴时间。洗浴房在监狱外，看守把犯人用脚镣锁成一列，每个人都戴上头套，完全看不到环境的情况。再把他们带到洗浴房。津巴多通过观察窗看着发生在监狱的情形，兴奋地对他的女友说：“快来看，看一下现在要发生什么！”“看到没有，这场景是太棒了！”但Christina却把头转过去，不忍再看，心里充盈着一种冰凉而作呕的感觉：如此残暴的场景让她感觉到一种女性置身于男权世界所产生的无力感。

随后，离开了试验现场后，津巴多想要知道Christina对整个试验的评价。但他得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愤怒、恐惧与泪水：“你对这些孩子做的事情太糟糕了！”辩论、争吵，Christina感到害怕，面前这个不再是她熟悉的爱人，那个以爱生如子闻名斯坦福的温柔而敏感的心理学家。他们之间的立场从来没有如此巨大的对立和分歧，他们之间的争吵从来没有如此剧烈，如此漫长，留下如此巨大的创伤，她甚至无法想像以后会和这样的一个人相处。

这场争吵的结果是津巴多最终屈服了，从他监狱长的角色、从他对试验理性的准确和客观的追求中脱身而出，向他的爱人道歉，并且决定在第二天早上终止试验。召集所有与试验相关的人一起，反省整个过程：一场模拟的试验是如何逐步演化成一个真正的监狱，一个外人严重的疯狂之地（madhouse）？

此刻，津巴多感到的不是失望，而是如释重负，如释重负的，还有他和Christina，当时他的女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

但真正让Christina后怕的，是她作为系统挑战者、不服从者的角色：如果她一直参与试验，她能够有如此巨大的感情触动吗？如果她参与了设计，每天目睹事情的发生而产生心理的适应性，眼前的这种疯人院会不会像所有其他参与试验项目的100 多个人一样，变成一种正常?　

她真的不能够作出肯定的回答。

就像莫罗的那句老话：“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we are prisoner of our own experience）。”

《魔鬼的诞生：路西法效应（下篇）》

by 余恺

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温文尔雅的人们，会在虚拟的空间中发出如此残暴的话语呢？是不是我们心底早已埋藏着恶的因子，只不过因为对规训的遵从和对惩罚的恐惧而被控制，而因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而产生免责的承诺，让我们释放出心中的魔鬼？这个问题的实质与心理学家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TED上题为“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的演讲所提出的问题具有一致性：“是什么因素使好人变坏？”

我们在10月21日发布了《魔鬼的诞生：路西法效应（上篇）》，今天继续发布下篇，为你介绍斯坦福实验的前因与后续。

+ 米尔格拉姆实验（权力服从实验）

津巴多设计斯坦福监狱试验的灵感来自于他的高中好友、一生的良朋，伟大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Milgram）。米尔格拉姆是犹太人，与津巴多一样，成长于纽约内城的Bronx区，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地方。作为犹太人的出身与成长环境的恶劣，让Milgram提出了疑问：“为什么大屠杀会在此时此地发生？”得到的回答是：“不对，那是纳粹德国，你要知道，那是在1939年的时候。”“我知道，但是如果希特勒要求你，你会不会电死一个陌生人？”“不会不会，我是个好人。”“为什么我们不尝试一下把你置身当时的情景，看你会怎么做？”

于是米尔格拉姆以每小时4美元的报酬找来了1000名实验对象（全部不是大学生，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在耶鲁大学开始了世人称为米尔格拉姆实验的传世经典。试验对象在实验中担任教师的角色，共同进行实验的还有一位学习者，和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学家。

这1000名米尔格拉姆的小白鼠被担当权威角色的心理学家告知，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学习效果与惩罚的关系，“你担任教师的角色，负责提供材料给学习者；你负责提问和惩罚的工作，如果答对了，给他一点奖励；如果答错了，给他一点惩罚，你要按这个仪器上的这排按钮，第一个按钮写着15伏，意思是惩罚是给予学习者15伏电击，这排按钮是以15伏递增，如果第二个问题答错了，就给他通30伏电以作惩罚。最高电压是450伏。”

家用的电压是220伏，450伏的效果不用说也知道。学习者其实是一名演员，他的任务就是故意答错，并且发出受到电击时的惨叫。

米尔格拉姆真正的问题是：有多少人会一直惩罚学习者的错误，直到最高的电压——450伏？

为了考察担任教师角色的实验者在实验条件下的反应，米尔格拉姆还故意在375伏的电压下贴上一道该死的提示：“危险：严重的电击”。同时他还要求扮演学习者的演员要不断地发出惨叫和哀求，要求“停止实验”。

说这道提示该死，是因为这与演员的惨叫和哀嚎一样，是个心理上的暗示：对实验对象的道德和良心的唤起。而正是这种道德意识和对心理学家所代表的权威角色服从之间的挣扎，成为对实验者人性的最大考验，也是Milgram试验设计的绝妙之处。如果说道德意识和良知是天使的化身，唤起人性之美好一面；那么心理学家将要扮演的，是魔鬼的角色，但是这名魔鬼将穿上白大褂，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头顶心理学家的光环，以一种权威的身份隐藏着魔鬼的真面目，让人无法辨认。

米尔格拉姆曾经问过40名精神科医生：“你认为在这个实验中，有多少人会一直惩罚学习者直到450伏，而把整个实验完成？”“1%。”因为这是撒旦式的行为，在美国人当中，有撒旦行为倾向的统计数据，正是1%。这些精神科医生的专业知识还是比较扎实的。

错了，全错了。

米尔格拉姆实验结果之所以让世人震惊，是因为有2/3的实验对象，而不是1%，按下了450伏的按钮。这只是第一组实验的结果。米尔格拉姆一共进行了16组相同的实验，而在最后一组实验中，有90%的人完成了整个惩罚的过程，把所有的电压按钮都按遍了，一直到450伏，最高电压的惩罚。

当然，这些试验对象并非哼着小调心情愉快地按下按钮。在试验过程中，受到作为学习者演员惨叫声的不断刺激，他们向饰演权威角色的心理学家提出要终止试验，而他们得到的回应是“请继续，试验对象只是身体上的疼痛，不会造成创伤。”据Milgram的观察，很多试验参与者的身体反应都反映心灵上的折磨：流汗、颤抖、咬嘴唇、呻吟、指甲无意识地插入自己的身体、甚至有参与对象身体出现抽搐。

但他们却都遵从了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学家的要求，痛并挣扎着执行科学试验的要求，尽管不断受到自身良心的谴责。

对米尔格拉姆试验质疑者如Orne和Holland撰写论文提出，或者这些试验对象都不是傻子，他们早就察觉了学习者其实是个演员，没有真正地受到电击。所以他们才会一直把试验进行下去。

心理学家Sheridan和King为了求证，在1972年进行了另一组试验。这会受电击的对象不再是演员，而是一条可爱的小狗。小狗不会表演，每一次电击都是实实在在的痛苦，小狗每受到一次电击就痛苦地跳起来，惨叫！在接受测试的男性对象中，有50%完成了整个试验，按下了每一个梯度的电击按钮，一直到最高强度的电击。

女性对象的结果更是让人惊讶：100%的女性完成了试验，按下了每个梯度的电击按钮，尽管女性比男性更温柔、没有男性天生的攻击性和暴力、甚至更喜欢小狗，但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听话、更容易屈从于权威的要求，即使是无理的要求。

这让我想起了《朗读者》（The Reader）中的Hanna，一个热爱文学、在生活中热心帮助陌生人的好人，一颗纳粹机器顺从的螺丝钉，那个因“终于职守”而紧锁教堂的大门使300人命葬身火海的女人，那个在法庭上被世人唾骂、权力和理性制度的牺牲品。

+ 米尔格拉姆试验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现实版本

1961年，另一位Hanna, 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踏入了耶路撒冷的军事法庭。审讯的对象是纳粹特务头目阿道夫艾克曼。化名隐匿潜逃于阿根廷的“专家”艾克曼在纳粹系统中是一名技术官僚，在1938年到1941年间，他的任务是负责驱赶在德国的犹太人；1941年到1945年间，他的任务是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吉普赛人运送到死亡集中营。

“专家”艾克曼的专长是铁路运输，他的办公地点在办公室，工作性质实际上与现代的白领并无差异：计划、协调、保证执行的效果与目标一致，与文件、电话、电报、铁路时刻表、车皮和人数的统计数字打交道。他曾经递交过辞职信，因为无法承受集中营现场的惨况，但被上司以“服从是军人的天职”驳回。他就是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的纳粹理性化屠杀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

当汉娜阿伦特看到坐在防弹玻璃亭中接受审讯的艾克曼时，大失所望。艾克曼完全不具有任何“杀人魔王”的特质，法庭上艾克曼礼貌周全、表现得毕恭毕敬、唯唯诺诺。这与Christina与 斯坦福监狱中“臭名昭著”的看守John Wayne的印象几乎一致。

在经历此次审讯后，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他之所以作恶，并非因为他有以人类为敌的恶魔天性，或者他想作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出人头地，相反，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服从上级命令、忠于职守，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把自己降低为“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不出声的驯服工具。

而因此米尔格拉姆试验也被人称为“艾克曼”试验：服从权力的要求，执行自身角色被理性体系所赋予的任务，哪怕任务看起来是如此地不具有理性，但理性系统的分工，已经让不具有理性的任务衍生了理性的缘由：服从。

如果说米尔格拉姆试验是由于心理学家的权威角色迫使试验对象执行其承诺的角色所赋予的任务，那么津巴多的试验则更深入了一步。在这个试验中，不存在上级：津巴多没有上级，但是却自觉地赋予了自身由系统设定的监狱长角色，具有维持试验进行的职责；看守们没有上级，津巴多并没有要求他们要迫害囚犯，而是看守的角色赋予了他们迫害的需要以维持自己的职责。由系统设定所赋予的权力诱使好人津巴多和看守们释放出内心的恶魔。

津巴多的斯坦福试验让他成为了一名军人的辩护专家证人。这名军人是在2003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美军虐囚事件中的一分子。这让津巴多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到事件的所有相关资料。津巴多意识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就是现实版的斯坦福监狱。

在长大20年的时间里，尽管斯坦福监狱试验名动天下，但津巴多却从来没能够出版过一本书，因为他一直内疚于1971年那疯狂六天中自己犯下的错误，一直不忍揭开人性的阴暗面。直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如出一辙的再现了他曾经目睹的情形，他才决心写出了一本著作《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

路西法曾是上帝宠爱的天使，但因反对上帝要求他尊重亚当，而离开天界，堕落成为魔鬼撒旦。津巴多用路西法效应解释好人转变为魔鬼的现象，是想要说明，魔鬼原本就是天使。坏人并非天生的恶，而是情景（situation）的力量让好人逐渐堕落。

津巴多在TED演讲中总结了平凡的好人堕落为恶魔的七个社会化过程：“无意识是第一小步，对他者的非人化对待，对自身的去个人化，个人责任的分散化，对权威的盲从，对群体准则不经批判思考的服从，以不作为和冷漠的形式被动容忍邪恶。”

把斯坦福试验放置于中国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城管总是出事、为什么孙志刚在收容所中会惨死、为什么会有匪夷所思的躲猫猫事件。是系统赋予的权力角色诱使权力的拥有者从正常人演变成一个个不可理喻的恶的化身。

+ 系统情境之恶（Power corrupts）

阿克顿勋爵的名言“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在中国被翻译成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该翻译无疑只传达了原文符合中国语境需求的部分意思。

根据韦氏（Merriam Webster）字典“corrupt”真正重要的意思是：“道德、行为和习惯上从好向坏的转变；在错误的原则和道德价值观的影响下堕落。”

福柯在他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研究中发掘了权力、知识、话语、制度和身体之间的隐秘关联。如果把斯坦福试验的监狱视为一个现代的制度体系，置身监狱情景中的津巴多和看守所获得的便是制度角色所赋予的权力，这种权力corrupt了他们的判断；如果把Milgram试验的试验对象的忍受心灵的谴责不断电击学习者的行径解释为对权威的盲从，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学家所获得的情景所赋予的权力便是由科学和知识所衍生。

如果按此逻辑分析，为何网络虚拟空间上人会呈现出语言的攻击性和残暴性，原因是网络空间话语自由所产生的权力。话语是一种权力，同时由权力产生。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并非像传统的现实空间中，老师赋予你上课说话的权力，或者领导赋予你开会讲话的权力，由某个权威所给予，而是由网络系统本身赋予的一种权力。

话语的权力本无好坏。正如科学和知识所衍生的权力也无好坏。但权力的中性意味着滥用的潜在可能，当网络成为捍卫自身权益，在公共空间中获得表达自身意见的自由的机制时，话语权力便是天使的化身；而当权力表达成为恶意的对他人的攻击、接种谣言的培养基时，网络自身的无限放大功能便会把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地下室的一隅扩充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大海面前，李宇春、曾轶可的声音被彻底地淹没。

这是由系统衍生的权力所衍生的恶，这与你我本是好人与否无关，是情景诱因所孕育的恶。网络的匿名性更是让这种恶免予受到实质的惩罚，最多或许是自身良心和道德的谴责，但这却早已被权力挥洒的快感所覆盖。

津巴多在TED演讲中引用了人类学家John Watson对23个不同文化的研究来说明匿名的力量：在某些文化中，制服和面具成为战士作战时的工具，而制服和面具产生匿名性，无名性导致杀戮、酷刑和摧残。在Watson研究中，在15个作战时使用匿名手段的文化中，13个文化会有残暴的行径；而在不使用匿名手段的8个文化中，只有1个文化产生残暴的行径。

“这就是匿名的力量。”津巴多认为。

路西法效应揭示了善恶本身同体，关键在于情景的力量，权力的诱因才是释放魔鬼的真正诱因。

马基雅维利的言论谈到：“欲建国与立法者必须谨记，国与法之立须基于人皆为恶且一旦找到时机，人皆意欲作恶之认识（Whoever desires to found a state and give it laws, must start with assuming that all men are bad and ever ready to display their vicious nature, whenever they may find occasion for it.）。” 而津巴多则说，真正重要的，是时机（occasion），是时机产生人的恶。

津巴多发展出了一套崭新的英雄观。所谓英雄并非仅是天生异于常人的超人，而是当可能为恶的时机来临时，能够以良心和道德行事的普通人，英雄是作出不平凡社会行为的平凡人（Heroes are ordinary people whose social actions are extraordinary）。从某种意义而言，英雄可能是异端，对抗不合理的权力、理性和群体的服从（conformity of the group），这需要的是英雄想象和技能的形成，需要一个自我的标签：“我是等待中的英雄（I am a hero in waiting）。”

宽恕的可能性

美国人迈克尔舍默在题为《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著作中，描述了美国人在听闻“阿布格莱布”虐囚丑闻之后的反应：“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残酷成性、作恶多端——是我们要反抗的‘坏人’。可剪着精干短发、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玩橄榄球、上教堂、爱父母、高大健康的年轻美国人居然是‘坏人’？怎么可能呢？到底是谁在料理一切？难道美国不是一个发达的民主社会吗——事事讲法律、保护公民自由和平等人权？”

如果置身于阿拉伯世界，可以想象阿拉伯人的反应会是与美国人完全相反的：“这正是残酷的、丑陋的、万恶的美帝国主义！”

于是世界就被分割、对立，仇恨就产生，恐怖袭击、谋杀、战争接踵而来。

津巴多对情景和权力衍生恶的洞察，或许会启迪我们，其实真正化解各方仇恨所需要的，是对人性的理解。阿拉伯人、美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汉族人、藏族人、维族人，都是一样的人，那些曾经的恶，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是路西法效应的结果，这将为宽恕布下基础，或许这才是津巴多的探索的真正伟大意义:“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sin.”

艾未未与三个女人的香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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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靠谱

　　今年以来，深圳富士康已经发生了9连跳，这让这个拥有30多万人的超级大厂连续处于媒体的风口浪尖。平心而论，绝大多数媒体并没有将发生连续自杀的责任归因于富士康，而是更突出新一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我只是担心，媒体对富士康连续自杀案的关注，甚至由此而生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关注，都有可能模糊自杀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焦点。

　　中国的自杀问题一直都被严重低估。媒体报道中引用心理学家的数据称，中国每年每10万人中有12人死于自杀。即使从这一数据出发，富士康今年以来的连续自杀事件都是低于全国平均数的——除非在未来的半年里，这个数据累加到36人，才勉强追上全国的平均数据。

　　我不知道专家的数据是从何而来。现实是，1999年以后，中国再没有过官方公布的自杀死亡率数据。现有的WHO数据中，依然是1999年卫生部所公布的中国人死因调查中的数据，而这个死亡率为男性每10万人自杀率13.0，女性14.8，平均13.9。香港的数据为2006年15.2（直觉上，我不相信中国大陆的自杀率会低于香港）。韩国2006年的自杀死亡率为21.9，日本2007年为24.4。

　　不过，在2000年，另一个学术会议中，前卫生部部长殷大奎则承认，中国在1995-1999年之间的平均自杀死亡率为22人/10万人。这一数据远远高于卫生部提交给WHO的年度报告数据。

　　与韩国日本香港这些发达社会不同，中国并没有一个普遍覆盖的公民死因统计系统。因此，任何自杀死亡率数据，都来自于两个抽样系统，一个是卫生部主管的死亡登记系统，覆盖人口大约为1亿，另一个为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疾病监测点（DSP)的抽样网络，大概覆盖人口1000万。

　　而中国提交给WHO的平均13.9的数据，正是来自于这两个统计系统的调查。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抽样系统覆盖的城市人口数量都远远高于中国的实际情况。WHO在注释中注明，这一数据的样本，来自于21个省，36个市，85个县——57%为城市人口，而同期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22%。

　　同时，基层的采样数据中，所谓城市死亡率统计，来自于省会、直辖市、地级市等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的卫生部门，而农村统计人口则来自于县城、镇的卫生所——亦即，农村人口在统计上再一次被低估。

　　国际组织GBD（Global Burden of Disease)对这些数据进行矫正以后，认为中国1990年的自杀死亡率为30.3，而WHO则在1998年用同样的方法矫正了中国数据的偏差以后，提出中国当年的自杀死亡率为32.9%。根据2002年《柳叶刀》杂志上的一篇研究中国自杀死亡率的文章，同时根据两个抽样调查体系的数据，用人口数据进行调整后，得到的死亡率为22.6——颇为接近殷大奎所承认的数据。这一数据，也让中国与韩国、日本等地的自杀死亡率更为接近，除了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东亚一直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地区。

　　最近10年，有关中国人自杀死亡率的数据再没有任何更详细的数据和更深入的研究。尽管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的自杀率有下降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最近这十年，恰恰也是中国社会大分化的10年，无论是基尼系数的不断增长，城市/农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甚至城市化率的减慢，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等原因，都有可能促使中国的自杀率进一步上升。

　　通过研究中国自杀死亡率数据本身的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这一奇高的死亡率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政治、社会、经济原因。

　　首先，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女性自杀死亡率高于男性自杀死亡率的国家。主要西方国家，甚至包括日本，其男性的自杀死亡率都在女性的一倍以上。而中国是女性高于男性25%。

　　第二，中国农村的自杀死亡率数据是城市的2-3倍。

　　第三，中国的55岁以上人口的自杀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还是根据《柳叶刀》的文章显示，中国55岁以上人口的自杀死亡率为68人/10万人。

　　第四，中国自杀死亡事件中，最后被认定有精神疾病的数目仅为62%，而国际数据则显示一般情况下，90%自杀身亡的人有精神疾病——这也是国际精神医学界对中国自杀死亡率数据最大的质疑。

　　没有公认的理论解释中国自杀率数据中这四个独一无二的特点。但我相信，这其中，中国本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起重要作用。

　　以55岁以上人口的高自杀率为例，根据2005年发表在中国《临床精神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在调查了全国23个疾病监测点的数据以后，55岁以上人口的自杀死亡案例中，59.2%与患急重病或受伤相关，34.5%与经济困难有关。

　　考虑到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保医疗体系仅覆盖人口极小的一部分，这一数据背后所隐藏的真实令人难以想象——老年人为了不给家庭和亲人添加负担，在身患重病以后自杀。

　　而妇女和农村的高自杀率，似乎都可归因于农村年轻妇女的高自杀率——中国城市的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而老龄男子的自杀率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高于女性。

　　可以与当代中国农村妇女自杀问题形成对比的是，早在上个世纪2，30年代，妇女自杀就成为了上海滩最关注的社会话题之一。1929年到1934年间，上海市每年的自杀事件都在2000起左右（考虑到当时上海市人口仅为400万，这一数据背后的死亡率也相当惊人），被上海市政府认为是“当前最严重之社会问题”。而女性“在自杀方面更显出可惊的状态！”

　　根据《上海市市政报告（1932-1934）》 30年代上海市政府调查发现“女子十九无业家居”，于是“事实上目前的女子，确是个个以嫁人为其唯一职业”，“家庭妇女成为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女性所扮演的主要社会角色。”女性因为无职业，其经济地位往往决定了她们仍是属于丈夫们的财产，在经济上依附丈夫，人格上也就不能真正的独立。“妇女仍处在被人卑视的地位” ，因而在夫妻纠纷中，女性总是处于劣势。

　　这一情况，放到当代的中国农村，几乎依然适用。而这其中唯一的变量是，越来越多的农村男性进城打工，而女性，依然较难在城市中立足。而留守女性的大量增加，实际上进一步加强了农村女性的弱势地位。

　　中国自杀死亡案例中精神疾病患者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可能也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落后的医疗保障水平，使得冲动性自杀行为根本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国际经验表明，每一个自杀的背后，大约有10-20例尝试自杀失败的案例，只要医疗救治体系的一点点偏差，就会使得自杀死亡率大幅增加。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城市自杀死亡率大大低于农村，这可能仅仅是因为，城市拥有更好的医疗体系和基础设施。

　　回到一开始所谈到的富士康，2007年，我曾经去过东莞、深圳等地的大型外贸企业采访，与当地的民工维权律师们多有接触。无论如何，相比起凋敝的农村，东莞和深圳对青年人来说是更适合生存和发展的场所，而由于跨国企业受限于母国人权保护法案，对富士康之类的大厂多有限制，富士康的劳动者权益状况几乎可以说是东莞深圳等地外贸企业中最好的了。

　　有理由相信，处在城市，几乎完全由年轻人组成的跨国企业富士康，无论相比于其农村老家老龄人和留守妇女，还是相比于其他处于同样农民工地位的年轻人，自杀死亡率都只会更低。

　　因为媒体管制的存在，一家中国中部农村县城的当地报纸不可能如1920-30年代的申报一样，把每一个悲惨的自杀故事都详细报道，以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从而引起执政当局对自杀话题的重视。（就如1930年代上海市政府开始认识到自杀问题的严重性一样），这并不意味着我支持或者反对这样的报道，但我相信，一个正常的媒体环境中，必然会有这种性质的本地小报存在。

　　但是，却会有一家都市报将富士康接连发生的命案当作这一时代的某种特征，跨国企业，台湾老板，低收入阶层，所有这些新闻性因素都使得富士康不得不成为某种程度的“靶子”。对富士康的连续报道，使得人们几乎忘记了这一事实——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在富士康这样的正规外企工作，几乎是他们人生所能遇到的最佳选择了。在我采访到的农民工二代中，进入大型外企工作，几乎是所有孩子们的人生梦想。

　　退一万步说，富士康因为30万人的巨大规模而持续发生跳楼案，成为媒体的众矢之的。但如果没有中国独特的经济社会结构，没有城乡二元之间的巨大差异，没有中国特色的户口制度，没有中国特色的对劳工权利的漠视，是否可能出现这种一家工厂拥有30万人的情况呢？是否可能出现这种资方的严格管理压倒劳方的任何诉求，把泰罗制贯彻发挥到人类历史巅峰的生产组织形式呢？

　　顺带说一句，美国康奈尔大学今年连续6人自杀，这或许告诉我们，自杀的心理传染是个多么重要的问题，不过，这将是下一篇文章要谈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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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17日，广州城管委举行成立以来首次先进典型表彰，市城管委主任李廷贵在总结发言时称，广州城管系统将要建立一支网评专、兼职队伍，加强培训指导，做到学网、懂网、用网、管网；同时，要联合有关部门加强网上舆情收集和监控，及时跟踪分析网上舆情，防范不良信息传播，从而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导向。（《京华时报》5月18日）
    为应付负面网络信息而引导舆论，一些政府部门建立网评专、兼职队伍，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我的看法是，应将网评员的信息完全公开和透明，实行网评员实名发帖制。政府部门一直呼吁网络实名制，应从网评员做起。

    网评员实名制是政府信息公开的起码要求。前年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并且规定“以公开为原则，以保密为例外”。政府组织网评员队伍是公共管理行为，不是私人行为，也不涉及国家秘密，有关信息属于应向社会公开的事项，应将所有详情公开。人员编制，绩效考核办法，经费来源，薪酬待遇，网评员的姓名等，都应公开透明，要让公众能看得见。网评员发布多少网络评论，是针对什么的网络评论，这些都应有案可查。如实披露这些信息，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网评员受雇于政府，在网上发布信息、引导舆论，是代表政府说话，而不是个人自娱自乐。既然代表政府，那就应该遵守公职人员的相关规范，亮明身份，实名发帖。这样才能让网民清楚，这个发布信息的人就是网评员，不是一般网友；他们发布的信息可能更加权威，至少具有一般网友所不具有的特殊角度。实名发帖，才不会使来自政府方面的信息被公众忽视，网评员的作用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网评员实名发帖，可以增加其责任感和可信性。公众面对匿名网络信息，总是将信将疑，而一个真名实姓的人在网上发言，人们对他的信赖程度会提高，这当然适用于网评员。实名网评员的身份清楚明了，如果你发布虚假消息，制造谣言，指鹿为马，那从此将无人信你，自己也会身败名裂。这种后果将敦促网评员谨慎地行使发布信息的权力。

    实名制也有利于公众监督网评员。网评员拿政府部门的工资却匿名发帖，很可能会出现冒充知情者而歪曲事实甚至隐瞒真相的事，也可能会出现冒充普通公众并为政府不当行为开脱的事。因此，匿名制下对网评员的监督无从谈起。以强势的政府再加上网评员对舆论的刻意引导，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很可能会受到极大影响。而实行网评员实名制，一旦网评员发布虚假、不良信息，那网友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投诉举报，检举揭发，澄清事实；如果事涉侵权，公众也可通过其实名身份按图索骥地究责。

    政府有关方面一直关心网友的匿名性给网络管理带来的困境，今年两会上，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还说网络实名制是个大方向，那网络实名制就请政府带头并从政府网评员做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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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他的名声不算很好，赚钱得奖都拿手。这恰恰是其他摄影师难两全的事….所以招来谤议也是正常….我个人认为人文纪实摄影“摆拍”不算什么伤天害理违背事实。摄影师作为采访者，不可能对当事人毫无影响。本身人文纪实摄影就是展现带有某种客观的主观视觉。真正的客观事实也是要由许多主观的视角拼凑出来….摄影师在不违背基本事实的情况下，适度的调动被拍摄的人，对生活常态的还原并非什么过错。我知道卢广得奖之后会有大把的五毛摄影师会跳出来对他横加指责，但是不能掩盖的是，大陆的摄影界，人文摄影 吕楠，纪实摄影 卢广….无论怎样，他们都是大陆自由摄影师的表率和典范…

卢广先生凭着他的《中国的污染》获得了尤金史密斯奖人道主义摄影奖

这应该算是对一个摄影师最高的褒奖。

以下为专题图片(转自蜂鸟网)：

1 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工业园引进投资项目，大多数都是高耗能企业，工厂一但投入生产，环境就遭到污染     2005年3月12

2 江苏泰兴化工园区的化工废料堆放长江堤上      2009年5月15日

3 河南安阳市范家庄离炼钢炉只有一墙之隔，村里每天都下铁雨，村民在这污染严重的环境下生活     2008年3月24日

4 浙江萧山化工园区的工业污水排放河道后再经过河闸排放钱塘江      2009年4月24日

5 河南安阳钢铁厂出来的污水流入安阳河      2008年3月25日

6 广东省贵屿镇河流、水塘都已被污染，村民们只好在被严重污染的水塘里洗涤      2005年11月25日

7 宁夏石嘴山湖滨工业园区高大的烟囱上粉尘从天而降，当地居民叫苦连天，他们出门就得做好防范措施     2006年4月22日

8 在黄海海岸线上，无数的污水管道埋在海滩上，甚至延伸进深海      2008年4月28日

9 安徽马鞍山长江岸边有很多小规模的选铁厂、塑料加工厂，排放大量污水进入长江      2009年6月18日

10 内蒙古拉僧庙发电厂二条黑色的巨龙覆盖着村庄     2005年7月26日

11 江苏省常熟市氟化学工业园污水处理厂，负责收集处理各化工厂的污水，但他们并没有处理污水，通过管道从长江底延伸1500米处排放污水。     2009年6月11日

12 安徽省马鞍山化工园区长江边上被化工厂污染的土地     2009年6月26日

13 内蒙古拉僧庙工业园区每天大量的工业污水流向黄河滩     2005年7月26日

14 镇江市钛粉厂每天大量的化工污水排放长江，下游不到1000米处是丹阳市自来水取水处     2009年6月10日

15 江苏省海门市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偷排污水进入长江      2009年6月5日

16 河北省涉县天津钢铁厂是重污染企业，企业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      2008年3月18日

17 陕西省韩城市龙门镇大规模发展工业，环境污染非常严重      2008年4月8日

18 江苏滨海头罾沿海化工园区有一百多家化工厂，有一部分通过排水沟进入大海，有一部分特别浓的污水存放在5个“污水暂存池”。每月二次小潮来时就把“污水暂存池”的污水排入大海      2008年6月20日

19 江西省胡口县化工园区在长江边上，化工厂私自填埋长江堤岸，扩大化工厂规模。     2009年6月25日

20 安徽省慈湖化工园区，修了一条地下管道，污水每天从这里排放长江，污水有时是黑色的，有时是灰白色的，有时是深红色的，有时是黄色的，不同化工厂排放的污水颜色不同      2009年6月18日

21 山西省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也是缺陷婴儿出生率最高的省份，这是一对爱心的农妇领养17名残疾孩子      2009年4月15日

22 在黄河边放羊的老汉受不了第三排水沟散发的臭气      2006年4月23日

23 15岁的甘肃天水人杨新闰，上完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跟着父母来到黑龙贵工业区，他一天能赚16元      2005年4月8日

24 内蒙古黑龙贵工业区，在石灰窑打工的民工夫妇刚回到住处      2007年3月22日

25 山西省临汾市下康村村民长期饮用被工业污水污染的地下水，有五十多人得了癌症和脑血栓。64岁的王宝生在     2003年发病，一直卧床不起，使他全身很多地方溃烂。不能上床睡觉，每天只能趴在床前过日子     2005年7月10日

26 每天大量粉尘吸进肺部。在这里干一、二年，他们就感到身体不适，甚至发病，这些民工大多是贫困地区来的     2005年4月10日

27 河南省舞钢市洪河边的张桥村，45岁的孙晓军，四年前手和脚都不能行动，经多家医院治疗，没有见效      2009年4月7日

28 河南省舞钢市洪河边的赵庄村，66岁的赵丙坤04年患上食道癌，经过二次开刀，治疗费已达20余万元，病情进入晚期，每天在发烧，等待死亡      2009年4月7日

29 洪河边的河南省西平县张于庄村，高万顺的妻子得了癌症去世，家里一贫如洗      2009年4月3日

30 在山西临汾市污染严重地区，农民在棉花地里干了两小时的活之后全身都是煤灰     2007年9月24

31 江苏连云港盐场工人在愤怒地说，风往我们这边吹时，化工厂排入的气体又臭又刺鼻受不了，到了晚上毒气放得更多      2008年7月19日

32 范家庄群众都按上手印准备向上一级告状，要求赔偿因污染造成的损失      2008年3月19日

33 山西省民间有很多慈善育婴院，来帮助被父母抛弃的残疾婴儿      2009年4月14日

34 河南省舞钢市洪河边的刘家湾村，13岁的杨逍，     2008年11月得了怪病。在学校、村民们的捐款帮助下得救了，老奶奶看到老村长来看望孙女就拉着孙女的手跪在地上谢恩      2009年4月19日

35 孩子最大的9岁，没有上学，最小的不到2岁。他们在污染严重的地区，孩子们的手脸整天都是脏兮兮的     2005年4月10日

36 河南省舞钢市洪河边的马庄村，58岁的马海朋06年患胃癌，不能下地干活，每天必须吃药，不吃药胃疼痛难受      2009年4月6日

37 在山西省每年都有很多缺陷婴儿被抛弃。祁县的孔贞兰以捡破烂为生，看到有弃婴她就抱回家领养，现在有25个孩子      2009年4月14日

38 云南宣威是个癌症村，每年有20多人死于癌症。11岁的学生徐丽患的是骨癌      2007年5月8日

39 河北省涉县固新村现有癌症病人50多人，每年癌症死亡20多人     2008年3月18日

40 河南省西平县洪河边的张于庄村，22岁的朱小燕     2007年在肚子里长了一个很大的恶性肿瘤，经多家医院治疗无效于     2008年7月去世。清明节四岁的孩子王颖跟爷爷为母亲上坟      2009年4月2日

于是有观点指出，可以从百富榜中窥见中国经济的复苏态势，尤其是房地产行业与资本市场的回暖，表明已经可以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胡润在接受各类采访时也表示，从上榜富豪从事的行业来分析，房地产、制造业（尤其是矿业、钢铁和汽车）、金融业（股市）占了前三名。但从榜单中得出经济前景看好的观点，恐怕是不严谨的。

谨慎是必要的。因为富豪的成长可能有很多因素，行业发展固然是其中之一，但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富豪有可能是通过关系资源获得发展，并不是因为行业振兴。例如前首富黄光裕的例子表明致富有可能是通过“搞关系”得来的。而可能不被胡润百富榜所揭示的是，在前1000名富豪中，约有15%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说明执政党与新兴商业精英之间的关系密切。换言之，有些是通过寻租的手段获得原本政府垄断的资源，从中分一杯羹的。这与依靠人力资本提升、技术革新和拓展市场获得的份额全然不同。前者是在总量既定的情况下进行分配，而后者是将饼做大之后进行分享。而长期的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后者。

另一个需要谨慎的理由是，房地产、制造业和金融业占前三甲，与中国在危机之后实行的经济刺激计划有莫大的关联。大规模的信贷以及企业活期存款的迅速增长，为这三个行业提供了大量可用的短期资金。这可以从资本市场的几个拐点变化均在企业活期存款数据上有所体现中得到印证。而政府倾向性的支持政策，也使得制造业获得了不少补贴。也就是说，尽管这些富豪有从市场中打拼而获得的收益，但也从危机之后的经济刺激政策中获益，享受到了制度红利。而这同样无法给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更不能从中得出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已经完成的结论。

总之，从“百富榜”来看经济走势是不太可取的，而且容易陷入盲目的乐观，结果可能带来更大的悲剧。因为“百富榜”统计的是富豪，自然容易强调从中国市场上获得成功的人，但也可能会忽视更广大的底层。

实际上，有一个消息倒是可以从“百富榜”中看出来，那就是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拉大。根据胡润的榜单，2008年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从101名增至130名，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财富总和从4390亿美元增至5710亿美元。

与此同时，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一份名为《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的报告，中国减贫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采用比国际标准更低的标准线。而且即便不调整贫困标准线，中国的贫困人口也令人震惊的达到了2.5亿多人。如果贫困标准线“与国际接轨”，贫困人口估计接近3亿人。据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推算，这3亿人一年全部的财富不足1370亿，而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国人一年增加的财富就是1320亿。大体上，前1000名富豪的年收入与后3亿人的年收入差不多。

这将会削弱改革的成色，而且富豪榜也表明中国贫富差距的问题应该得到正视。邹至庄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用非营利组织的大力发展来缓解贫富差距问题，并且为了改善非营利组织的减贫效率，可以考虑采用市场机制来挑选非营利组织。也就是说，建立一个非营利组织的相关市场，让它们通过这一市场来竞争资源去减贫。这是非常有创意的设想。

但同时应该注意到，造成收入分配极大扭曲的根源是政府垄断了“再分配权”。而邹至庄教授之设想要实现，也需要极大依靠政府在税收政策上进行调整，减税并且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税收政策上的优惠，就相当于要求政府让出部分“再分配权”，交给社会自己来运行。实际上，减贫的道路并不复杂，中国之前的历史经验也表明经济增长对减贫有正面的作用，但前提是政府退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可以其作用的领域，这样在提高效率将饼做大的同时，也能缩减贫富差距，落实更加公平的分配。这不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政治勇气。

李华芳

独立毛片来源于英文“independent erotic movie”，又被称为独立制片毛片，它是与日本AV电影产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众所周知，毛片已经发展成一个成熟的产业，大体上可以分为欧美市场和亚洲市场，欧美市场主要以多特蒙特色情影视制片厂等影视公司为主，而亚洲市场则有以日本为主阵地的几大AV制作公司。在大制片厂制度、明星制、类型片模式等逐渐成型以后，毛片工业也基本上成熟了；日本成为亚洲毛片工业的中心，其在亚洲毛片市场的地位更是说一不二，日本的AV女优已然成为毛片工业的代名词。但是毛片的特性决不仅仅只能用商业来衡量，从毛片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其作为艺术形式和思想表达工具的一种，就不断的被人们探索着、实践着。当然，从整个毛片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日本毛片工业对毛片在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推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矫枉难免过正，毛片工业的过度发达，必然会损害到毛片艺术的发展，因此，有一批毛片艺术家们开始不考虑商业利益，仅以个人意志为标竿，自筹资金开始了毛片创作，这种创作就被冠以了“独立毛片”的名头。“独立毛片”的概念来源于整个世界的毛片爱好者、偷拍狂以及自拍狂。在毛片产业茂盛的年代，毛片的目标完全瞄准成人市场，期望获得最大的利润，因此，尽管这种制度为毛片事业带来的大量资金，但也限制了毛片创作者的发挥空间。于是，一批毛片人摆脱“只有AV女优才能上镜头”的思想控制，自筹资金，直接废除剧本，自己担任导演，拍出了许多与商业毛片截然不同的思想性强的毛片，被人们称为“独立毛片”。

　　从技术角度上讲，“独立毛片”是指某部毛片在资金投入和制作上不隶属于任何毛片集团、公司（或制片厂），主要依靠自拍者或偷拍者本身通过各种渠道融取得资金及演员，甚至包括个人出资出演等形式来制作影片。在国外它是对一部影片经济投入程度的标识（不过独立也可以有大制作），在国内它仅仅意味着一种简便的拍片手段。独立毛片在题材、拍摄手法、表达方式上由于受到出资方的影响比较小，所以可以涉及到一些主流毛片较少涉及的范围，也更能表现出毛片制作者的个人特点。不过同时也是由于资金的原因，往往独立毛片的场地、道具、演员、服装等等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词条贡献者：【你们的】小跑)

部分中国独立毛片：

香港陈冠希《艳照门系列》
台湾政界璩美凤《性爱光碟》
黑涩会妹妹林容瑄《无名做爱自拍》
陆佳妮《上海东楼kappa女》
《上海中学“喂奶门”》
《广东开平中学“性虐门”》
《北京顺义五中“脱裤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