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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TED演讲在观者的眼中只是一个孤独的文本，唯有置于更广义的社会背景中，我们才能明白在这短短十八分钟的讲述背后所经历的挣扎、迷茫、坚定、梦想与奋斗。我们的团队新成员余恺将为大家带来别具一格的TED故事，分享TED演讲人背后的不凡人生和精彩思想。这一系列稿件旨在进一步推动TED演讲成为教育素材。余恺（yukind）目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行社会研究项目并修读发展研究的硕士学位。

《魔鬼的诞生：路西法效应（上篇）》

by 余恺

以前在新东方的一位同事有个有意思的爱好：喜欢看网络新闻后的评论帖子。按他的说法，评论帖子甚至要比新闻还要精彩。

如果看过评论帖子，一般都会认同，网络上对骂、脏话、恶毒的语言简直穷尽了语言的极限。看过关于网络帖子的最精彩评论是：“如果你看过关于国家话题的评论帖子，你会惊讶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网络上的话语早已渗入并转化成现实生活的行为，刚刚看到视频网站上李宇春在演唱会现场被全场大骂，竖中指，助理们打着雨伞站在李宇春的周围好让她不受攻击、能够唱完两首歌离场。

究竟现实是网络的翻版？还是网络是现实的再现？

或许关于帖子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温文尔雅的人们，会在虚拟的空间中发出如此残暴的话语呢？是不是我们心底早已埋藏着恶的因子，只不过因为对规训的遵从和对惩罚的恐惧而被控制，而因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而产生免责的承诺，让我们释放出心中的魔鬼？

这个问题的实质与心理学家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TED上题为“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的演讲所提出的问题具有一致性：“是什么因素使好人变坏？”

+ 津巴多的COSPLAY

津巴多在心理学界是大神级的人物，所有的普通心理学教材都会出现的名字，曾经任美国心理学会的会长。让津巴多名满天下的是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美国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60分钟》对该实验进行了详细报道，有一支乐队的名字就干脆叫做“斯坦福监狱实验”。连雅思考试也曾经以一篇介绍该实验的文章作为阅读考试的题材。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当时津巴多正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津巴多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

一共有70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申请参与这个为期两周的实验，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莱大学参加夏季课程的学生。24名学生通过了测试，学生以随机的方式被分成了两组角色：其中9名学生担任监狱中的“囚犯”和9名学生则以三人一组轮班担任“看守”的角色。津巴多本人则担任监狱长的角色。

为了实验更真实地模拟现实，担任“囚犯”的学生身份以数字代替，每个人都穿上犯人的衣服，戴上脚镣和手铐，有些学生是在家里被逮捕的，被铐上手铐，戴上牛皮纸头套，而执行逮捕行为的是同意与津巴多合作进行实验的加州警方，面对呼啸而去的警方，不明就里的邻里大为惊讶；而担任“看守”角色的学生则是穿着警服，戴上黑色的墨镜以增加权威感，在囚犯进牢时，按照监狱的正式程序对犯人进行裸体的搜身，他们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而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们则被告知实验过程中，他们所拥有的部分人权可能被侵犯。

一切如此真实，为的是让双方可以真正进入预置的角色。津巴多的模拟监狱应该不会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毕竟这批所谓的看守和囚犯都是通过心理测试证明是“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津巴多也在1996年多伦多举行的讨论会上坦诚，在实验进行之前，觉得有可能只是无聊的两个星期。

毕竟这只是一场戏，一场为期两周的Cosplay。

+ 一场游戏一场噩梦

实验开始的相遇是尴尬，毕竟对于看守和囚犯双方而言，都需要时间进入角色。无聊的时光如何打发？于是这群耳濡目染于当时美国反越战学潮的学生囚犯开始挑战权威：撕掉缝制于衣服身上的编号，把自己锁在牢房内不理会看守的命令，并取笑看守。

看守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作为监狱长和实验负责人的津巴多则告知看守们要自行解决问题。于是看守们采取措施对囚犯进行“镇压”：脱光囚犯的衣服、把囚犯进行数个小时的禁闭、没收枕头和被褥、取消囚犯的进餐、强迫囚犯用手清洗马桶、进行俯卧撑或者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活动而羞辱囚犯、剥夺囚犯的睡眠、半夜把囚犯拉出来清点人数和进行各种屈辱性的活动。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从管理的好囚犯会被提供特权，更好的牢房和伙食。

这些“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看守”学得好快，如果看过任何一部关于监狱电影的话，这都是看守的狱警常用的策略。随着实验进行，看守们采用的惩戒措施日益加重，以至于实验人员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提醒。

在实验进行到36个小时的时候，一名囚犯因受到极度精神压力而出现哭泣、咒骂等各种各样的歇斯底里症状而退出了实验。实验仅仅进行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正常的、心理健康”的一个好人已经被一群“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折磨得濒临崩溃。

该名编号为8612的囚犯是第一天率领囚犯反抗和挑战看守权利的领导者，因此在看守们的反击中受到了“特别的照顾”。当一系列的惩罚加诸于身后，8612已经察觉这不是一场模拟的实验、一个虚拟的监狱，而是一个“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心理学家设置的真正监狱”。当8612向津巴多当面提出要求的时候，津巴多也已经完全进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他考虑的已经不是8612的精神状态，而是如果8612退出，会引起更多人退出，实验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于是津巴多像所有的监狱电影中的监狱长会做得一样，向8612承诺让看守不再折磨他，给他好的待遇，同时他提出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让8612回到监狱做他的眼线，向他提供监狱中的信息，如果同意，津巴多就会迟一点的时候“释放”8612。8612答应了津巴多，重新回到实验当中。当8612回到监狱中，其他的囚犯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无法退出，实验负责人员不会让他们退出实验。希望就此幻灭。

津巴多事后回忆他当时的判断，他觉得8612是心理上过于软弱，无法承受哪怕是一丁点的压力，毕竟实验只进行了大概一天的时间，怎么可能会那么快就要求退出实验呢？实验还有13天的时间啊！

作为实验设计者、心理学家的津巴多，本应客观地评价8612的状态，结果也被监狱长的角色所逐渐控制被影响他的判断。这种控制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直到一个局外人的出现，才把津巴多从监狱长的角色中“挽救”了出来。

而就在8612提出退出的当晚（36小时），当津巴多的研究生Craig Haney作为实验负责人之一轮值夜班时，发现8612“精神已经崩溃，强烈要求退出”，8612无法承受“看守们持续不断地骚扰，仅仅是因为他在第一天领导了囚犯对看守的对抗。”在同意8612离开监狱进行短暂的休息后，Craig Haney要做出一个外人看来很容易，但当时他感觉极度困难的决定：是同意8612离开还是拒绝他的要求？津巴多是他的导师和“老板”，午夜时分，不能够骚扰他的休息。同意？毕竟我只是个二年级的研究生，这个实验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资金进行筹备，让8612轻易退出便意味着实验设计受到影响，无疑结果的准确性也成疑问。但当前这个年轻人的状态是他们在设计实验时无法想像的，不放的话行吗？

经过一番挣扎后，Craig Haney还是决定同意8612退出实验。

津巴多和他的同事第二天早上回到了实验室，质疑为什么Craig Haney同意让8612退出实验。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津巴多认可了Haney的决定。同时，在后备名单中，他们挑选了一位学生，让他在当天下午加入实验，填补8612的空缺。

而在斯坦福大学古老而庄严的心理学大楼地下室，敌对情绪日益升级：看守们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游戏，想方设法折磨囚犯；囚犯们则继续承受着折磨，以行尸走肉般的顺从回应。这已经不是一场cosplay了，不是一次愉快的暑假回忆，不是一次舒服的打工经验，而是一次噩梦。在试验开始的时候，“看守和囚犯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性；而在试验持续了一周以后，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

魔鬼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它狞笑注视着这群曾经“健康的、心理正常”的好人，它让一些“看守们”沉醉于规训与惩罚的快感；让部分尽管心理感觉不对、但迫于角色与承诺所赋予的服从义务而不得不配合其他看守，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和反对，只是私下向囚犯提供帮助；它让仇恨在“囚犯”心中播种，以致试验结束之后，当“看守”们和“囚犯们”同坐一起讨论时，敌对的情绪让讨论变成了凶恶的对质，当他们在试验过程中接受试验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时，他们呈现均是怀疑的情绪，在他们看来，这群最初友好善良的试验人员就是铁笼的制造者；它让本应客观的心理学家失去了判断。

+ 局中人

试验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监狱情况渐进式的恶化启动了所有参与者的心理适应机制：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如试验设计所安排的进行。连接替8612进入试验的代号为416的候补学生最初的“这是个疯人院”的印象也已经被“这理应是个疯人院”的看法所代替，尽管他最初的时候以绝食进行反抗，但经历了黑房幽禁、狱友在看守鼓动下对他进行羞辱的经历后，本应最是正常的他换来的是彻底的孤立，他的绝食对抗让看守和囚犯们从某种意义上站到了一起。

囚犯们以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接受看守们的各种要求。也有些囚犯以“疯狂的表演”模仿8612，希望以此换取退出试验的机会：在试验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天，各有一名囚犯被同意退出了试验。第五名囚犯在退出的请求被拒绝后，全身出现皮疹的症状，最终退出了试验。

试验过程中，囚犯们实际上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外界。在只持续了六天的试验中，大约有100多人以不同的身份接触这群囚犯：包括一名真正的典狱官，在接触了所有的囚犯后，他观察到这场模拟试验在这批学生囚犯身上造成的反应与首次坐牢的人非常相似；20多名心理系的学生从视频监视器和窗户中观察试验；24名囚犯的父母和朋友在探监的时间和囚犯接触，而其中一位母亲在探访之后寻访了一位神父，在神父找到了一位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如何让她的孩子脱离“斯坦福监狱”，这名律师在试验的最后一天与所有的囚犯进行了访谈。

这100多个人，包括看守和囚犯，试验的设计者、心理学家津巴多，都没有想过还有一个选择：中止试验。他们已经成为局中人，被困在以理性和科学为借口所编织的铁笼之中，无法脱身，唯有服从，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直到试验的第六天，一名年轻的女士的到访。

+ 所有人都是囚徒

当Christina Maslach接到津巴多的邀请参与斯坦福监狱试验的研究项目时，心里为之一动。刚刚获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她另一重身份，是津巴多的女友。但Christina已经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助理教授的职务，正准备动身，分身无暇的她只好拒绝了爱人的邀请。

但她还是答应了津巴多帮忙做一些访谈。为了对访谈有所准备，她在试验进行了大约一周之后的周四晚上来到了斯坦福监狱。一开始的印象是平静，与其中一名看守进行了交谈之后，她的感觉是这是一位礼貌、友好和让人愉快的好人。

而这晚负责轮班的是昵称为John Wayne的看守，斯坦福监狱最“臭名昭著”的狱警。尽管耳闻John Wayne的作为，Christina见到了John Wayne之后却感到非常震惊（absolutely stunned）：与传闻相反， John Wayne是一个绝对的好人。但直到她开始试验观察时，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戴着黑色的墨镜，手持警棍，身穿制服，放声嚎叫，痛骂犯人，让犯人报数时表现出一种粗暴的态度。

当时正当洗浴时间。洗浴房在监狱外，看守把犯人用脚镣锁成一列，每个人都戴上头套，完全看不到环境的情况。再把他们带到洗浴房。津巴多通过观察窗看着发生在监狱的情形，兴奋地对他的女友说：“快来看，看一下现在要发生什么！”“看到没有，这场景是太棒了！”但Christina却把头转过去，不忍再看，心里充盈着一种冰凉而作呕的感觉：如此残暴的场景让她感觉到一种女性置身于男权世界所产生的无力感。

随后，离开了试验现场后，津巴多想要知道Christina对整个试验的评价。但他得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愤怒、恐惧与泪水：“你对这些孩子做的事情太糟糕了！”辩论、争吵，Christina感到害怕，面前这个不再是她熟悉的爱人，那个以爱生如子闻名斯坦福的温柔而敏感的心理学家。他们之间的立场从来没有如此巨大的对立和分歧，他们之间的争吵从来没有如此剧烈，如此漫长，留下如此巨大的创伤，她甚至无法想像以后会和这样的一个人相处。

这场争吵的结果是津巴多最终屈服了，从他监狱长的角色、从他对试验理性的准确和客观的追求中脱身而出，向他的爱人道歉，并且决定在第二天早上终止试验。召集所有与试验相关的人一起，反省整个过程：一场模拟的试验是如何逐步演化成一个真正的监狱，一个外人严重的疯狂之地（madhouse）？

此刻，津巴多感到的不是失望，而是如释重负，如释重负的，还有他和Christina，当时他的女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

但真正让Christina后怕的，是她作为系统挑战者、不服从者的角色：如果她一直参与试验，她能够有如此巨大的感情触动吗？如果她参与了设计，每天目睹事情的发生而产生心理的适应性，眼前的这种疯人院会不会像所有其他参与试验项目的100 多个人一样，变成一种正常?　

她真的不能够作出肯定的回答。

就像莫罗的那句老话：“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we are prisoner of our own experience）。”

《魔鬼的诞生：路西法效应（下篇）》

by 余恺

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温文尔雅的人们，会在虚拟的空间中发出如此残暴的话语呢？是不是我们心底早已埋藏着恶的因子，只不过因为对规训的遵从和对惩罚的恐惧而被控制，而因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而产生免责的承诺，让我们释放出心中的魔鬼？这个问题的实质与心理学家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TED上题为“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的演讲所提出的问题具有一致性：“是什么因素使好人变坏？”

我们在10月21日发布了《魔鬼的诞生：路西法效应（上篇）》，今天继续发布下篇，为你介绍斯坦福实验的前因与后续。

+ 米尔格拉姆实验（权力服从实验）

津巴多设计斯坦福监狱试验的灵感来自于他的高中好友、一生的良朋，伟大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Milgram）。米尔格拉姆是犹太人，与津巴多一样，成长于纽约内城的Bronx区，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地方。作为犹太人的出身与成长环境的恶劣，让Milgram提出了疑问：“为什么大屠杀会在此时此地发生？”得到的回答是：“不对，那是纳粹德国，你要知道，那是在1939年的时候。”“我知道，但是如果希特勒要求你，你会不会电死一个陌生人？”“不会不会，我是个好人。”“为什么我们不尝试一下把你置身当时的情景，看你会怎么做？”

于是米尔格拉姆以每小时4美元的报酬找来了1000名实验对象（全部不是大学生，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在耶鲁大学开始了世人称为米尔格拉姆实验的传世经典。试验对象在实验中担任教师的角色，共同进行实验的还有一位学习者，和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学家。

这1000名米尔格拉姆的小白鼠被担当权威角色的心理学家告知，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学习效果与惩罚的关系，“你担任教师的角色，负责提供材料给学习者；你负责提问和惩罚的工作，如果答对了，给他一点奖励；如果答错了，给他一点惩罚，你要按这个仪器上的这排按钮，第一个按钮写着15伏，意思是惩罚是给予学习者15伏电击，这排按钮是以15伏递增，如果第二个问题答错了，就给他通30伏电以作惩罚。最高电压是450伏。”

家用的电压是220伏，450伏的效果不用说也知道。学习者其实是一名演员，他的任务就是故意答错，并且发出受到电击时的惨叫。

米尔格拉姆真正的问题是：有多少人会一直惩罚学习者的错误，直到最高的电压——450伏？

为了考察担任教师角色的实验者在实验条件下的反应，米尔格拉姆还故意在375伏的电压下贴上一道该死的提示：“危险：严重的电击”。同时他还要求扮演学习者的演员要不断地发出惨叫和哀求，要求“停止实验”。

说这道提示该死，是因为这与演员的惨叫和哀嚎一样，是个心理上的暗示：对实验对象的道德和良心的唤起。而正是这种道德意识和对心理学家所代表的权威角色服从之间的挣扎，成为对实验者人性的最大考验，也是Milgram试验设计的绝妙之处。如果说道德意识和良知是天使的化身，唤起人性之美好一面；那么心理学家将要扮演的，是魔鬼的角色，但是这名魔鬼将穿上白大褂，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头顶心理学家的光环，以一种权威的身份隐藏着魔鬼的真面目，让人无法辨认。

米尔格拉姆曾经问过40名精神科医生：“你认为在这个实验中，有多少人会一直惩罚学习者直到450伏，而把整个实验完成？”“1%。”因为这是撒旦式的行为，在美国人当中，有撒旦行为倾向的统计数据，正是1%。这些精神科医生的专业知识还是比较扎实的。

错了，全错了。

米尔格拉姆实验结果之所以让世人震惊，是因为有2/3的实验对象，而不是1%，按下了450伏的按钮。这只是第一组实验的结果。米尔格拉姆一共进行了16组相同的实验，而在最后一组实验中，有90%的人完成了整个惩罚的过程，把所有的电压按钮都按遍了，一直到450伏，最高电压的惩罚。

当然，这些试验对象并非哼着小调心情愉快地按下按钮。在试验过程中，受到作为学习者演员惨叫声的不断刺激，他们向饰演权威角色的心理学家提出要终止试验，而他们得到的回应是“请继续，试验对象只是身体上的疼痛，不会造成创伤。”据Milgram的观察，很多试验参与者的身体反应都反映心灵上的折磨：流汗、颤抖、咬嘴唇、呻吟、指甲无意识地插入自己的身体、甚至有参与对象身体出现抽搐。

但他们却都遵从了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学家的要求，痛并挣扎着执行科学试验的要求，尽管不断受到自身良心的谴责。

对米尔格拉姆试验质疑者如Orne和Holland撰写论文提出，或者这些试验对象都不是傻子，他们早就察觉了学习者其实是个演员，没有真正地受到电击。所以他们才会一直把试验进行下去。

心理学家Sheridan和King为了求证，在1972年进行了另一组试验。这会受电击的对象不再是演员，而是一条可爱的小狗。小狗不会表演，每一次电击都是实实在在的痛苦，小狗每受到一次电击就痛苦地跳起来，惨叫！在接受测试的男性对象中，有50%完成了整个试验，按下了每一个梯度的电击按钮，一直到最高强度的电击。

女性对象的结果更是让人惊讶：100%的女性完成了试验，按下了每个梯度的电击按钮，尽管女性比男性更温柔、没有男性天生的攻击性和暴力、甚至更喜欢小狗，但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听话、更容易屈从于权威的要求，即使是无理的要求。

这让我想起了《朗读者》（The Reader）中的Hanna，一个热爱文学、在生活中热心帮助陌生人的好人，一颗纳粹机器顺从的螺丝钉，那个因“终于职守”而紧锁教堂的大门使300人命葬身火海的女人，那个在法庭上被世人唾骂、权力和理性制度的牺牲品。

+ 米尔格拉姆试验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现实版本

1961年，另一位Hanna, 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踏入了耶路撒冷的军事法庭。审讯的对象是纳粹特务头目阿道夫艾克曼。化名隐匿潜逃于阿根廷的“专家”艾克曼在纳粹系统中是一名技术官僚，在1938年到1941年间，他的任务是负责驱赶在德国的犹太人；1941年到1945年间，他的任务是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吉普赛人运送到死亡集中营。

“专家”艾克曼的专长是铁路运输，他的办公地点在办公室，工作性质实际上与现代的白领并无差异：计划、协调、保证执行的效果与目标一致，与文件、电话、电报、铁路时刻表、车皮和人数的统计数字打交道。他曾经递交过辞职信，因为无法承受集中营现场的惨况，但被上司以“服从是军人的天职”驳回。他就是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的纳粹理性化屠杀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

当汉娜阿伦特看到坐在防弹玻璃亭中接受审讯的艾克曼时，大失所望。艾克曼完全不具有任何“杀人魔王”的特质，法庭上艾克曼礼貌周全、表现得毕恭毕敬、唯唯诺诺。这与Christina与 斯坦福监狱中“臭名昭著”的看守John Wayne的印象几乎一致。

在经历此次审讯后，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他之所以作恶，并非因为他有以人类为敌的恶魔天性，或者他想作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出人头地，相反，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服从上级命令、忠于职守，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把自己降低为“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不出声的驯服工具。

而因此米尔格拉姆试验也被人称为“艾克曼”试验：服从权力的要求，执行自身角色被理性体系所赋予的任务，哪怕任务看起来是如此地不具有理性，但理性系统的分工，已经让不具有理性的任务衍生了理性的缘由：服从。

如果说米尔格拉姆试验是由于心理学家的权威角色迫使试验对象执行其承诺的角色所赋予的任务，那么津巴多的试验则更深入了一步。在这个试验中，不存在上级：津巴多没有上级，但是却自觉地赋予了自身由系统设定的监狱长角色，具有维持试验进行的职责；看守们没有上级，津巴多并没有要求他们要迫害囚犯，而是看守的角色赋予了他们迫害的需要以维持自己的职责。由系统设定所赋予的权力诱使好人津巴多和看守们释放出内心的恶魔。

津巴多的斯坦福试验让他成为了一名军人的辩护专家证人。这名军人是在2003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美军虐囚事件中的一分子。这让津巴多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到事件的所有相关资料。津巴多意识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就是现实版的斯坦福监狱。

在长大20年的时间里，尽管斯坦福监狱试验名动天下，但津巴多却从来没能够出版过一本书，因为他一直内疚于1971年那疯狂六天中自己犯下的错误，一直不忍揭开人性的阴暗面。直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如出一辙的再现了他曾经目睹的情形，他才决心写出了一本著作《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

路西法曾是上帝宠爱的天使，但因反对上帝要求他尊重亚当，而离开天界，堕落成为魔鬼撒旦。津巴多用路西法效应解释好人转变为魔鬼的现象，是想要说明，魔鬼原本就是天使。坏人并非天生的恶，而是情景（situation）的力量让好人逐渐堕落。

津巴多在TED演讲中总结了平凡的好人堕落为恶魔的七个社会化过程：“无意识是第一小步，对他者的非人化对待，对自身的去个人化，个人责任的分散化，对权威的盲从，对群体准则不经批判思考的服从，以不作为和冷漠的形式被动容忍邪恶。”

把斯坦福试验放置于中国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城管总是出事、为什么孙志刚在收容所中会惨死、为什么会有匪夷所思的躲猫猫事件。是系统赋予的权力角色诱使权力的拥有者从正常人演变成一个个不可理喻的恶的化身。

+ 系统情境之恶（Power corrupts）

阿克顿勋爵的名言“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在中国被翻译成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该翻译无疑只传达了原文符合中国语境需求的部分意思。

根据韦氏（Merriam Webster）字典“corrupt”真正重要的意思是：“道德、行为和习惯上从好向坏的转变；在错误的原则和道德价值观的影响下堕落。”

福柯在他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研究中发掘了权力、知识、话语、制度和身体之间的隐秘关联。如果把斯坦福试验的监狱视为一个现代的制度体系，置身监狱情景中的津巴多和看守所获得的便是制度角色所赋予的权力，这种权力corrupt了他们的判断；如果把Milgram试验的试验对象的忍受心灵的谴责不断电击学习者的行径解释为对权威的盲从，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学家所获得的情景所赋予的权力便是由科学和知识所衍生。

如果按此逻辑分析，为何网络虚拟空间上人会呈现出语言的攻击性和残暴性，原因是网络空间话语自由所产生的权力。话语是一种权力，同时由权力产生。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并非像传统的现实空间中，老师赋予你上课说话的权力，或者领导赋予你开会讲话的权力，由某个权威所给予，而是由网络系统本身赋予的一种权力。

话语的权力本无好坏。正如科学和知识所衍生的权力也无好坏。但权力的中性意味着滥用的潜在可能，当网络成为捍卫自身权益，在公共空间中获得表达自身意见的自由的机制时，话语权力便是天使的化身；而当权力表达成为恶意的对他人的攻击、接种谣言的培养基时，网络自身的无限放大功能便会把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地下室的一隅扩充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大海面前，李宇春、曾轶可的声音被彻底地淹没。

这是由系统衍生的权力所衍生的恶，这与你我本是好人与否无关，是情景诱因所孕育的恶。网络的匿名性更是让这种恶免予受到实质的惩罚，最多或许是自身良心和道德的谴责，但这却早已被权力挥洒的快感所覆盖。

津巴多在TED演讲中引用了人类学家John Watson对23个不同文化的研究来说明匿名的力量：在某些文化中，制服和面具成为战士作战时的工具，而制服和面具产生匿名性，无名性导致杀戮、酷刑和摧残。在Watson研究中，在15个作战时使用匿名手段的文化中，13个文化会有残暴的行径；而在不使用匿名手段的8个文化中，只有1个文化产生残暴的行径。

“这就是匿名的力量。”津巴多认为。

路西法效应揭示了善恶本身同体，关键在于情景的力量，权力的诱因才是释放魔鬼的真正诱因。

马基雅维利的言论谈到：“欲建国与立法者必须谨记，国与法之立须基于人皆为恶且一旦找到时机，人皆意欲作恶之认识（Whoever desires to found a state and give it laws, must start with assuming that all men are bad and ever ready to display their vicious nature, whenever they may find occasion for it.）。” 而津巴多则说，真正重要的，是时机（occasion），是时机产生人的恶。

津巴多发展出了一套崭新的英雄观。所谓英雄并非仅是天生异于常人的超人，而是当可能为恶的时机来临时，能够以良心和道德行事的普通人，英雄是作出不平凡社会行为的平凡人（Heroes are ordinary people whose social actions are extraordinary）。从某种意义而言，英雄可能是异端，对抗不合理的权力、理性和群体的服从（conformity of the group），这需要的是英雄想象和技能的形成，需要一个自我的标签：“我是等待中的英雄（I am a hero in waiting）。”

宽恕的可能性

美国人迈克尔舍默在题为《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著作中，描述了美国人在听闻“阿布格莱布”虐囚丑闻之后的反应：“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残酷成性、作恶多端——是我们要反抗的‘坏人’。可剪着精干短发、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玩橄榄球、上教堂、爱父母、高大健康的年轻美国人居然是‘坏人’？怎么可能呢？到底是谁在料理一切？难道美国不是一个发达的民主社会吗——事事讲法律、保护公民自由和平等人权？”

如果置身于阿拉伯世界，可以想象阿拉伯人的反应会是与美国人完全相反的：“这正是残酷的、丑陋的、万恶的美帝国主义！”

于是世界就被分割、对立，仇恨就产生，恐怖袭击、谋杀、战争接踵而来。

津巴多对情景和权力衍生恶的洞察，或许会启迪我们，其实真正化解各方仇恨所需要的，是对人性的理解。阿拉伯人、美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汉族人、藏族人、维族人，都是一样的人，那些曾经的恶，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是路西法效应的结果，这将为宽恕布下基础，或许这才是津巴多的探索的真正伟大意义:“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sin.”

艾未未与三个女人的香艳史

QQ群流传，无摄影师，无网络发布，仅供参考，本站无责。谢谢。

自杀率，富士康

by靠谱

　　今年以来，深圳富士康已经发生了9连跳，这让这个拥有30多万人的超级大厂连续处于媒体的风口浪尖。平心而论，绝大多数媒体并没有将发生连续自杀的责任归因于富士康，而是更突出新一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我只是担心，媒体对富士康连续自杀案的关注，甚至由此而生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关注，都有可能模糊自杀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焦点。

　　中国的自杀问题一直都被严重低估。媒体报道中引用心理学家的数据称，中国每年每10万人中有12人死于自杀。即使从这一数据出发，富士康今年以来的连续自杀事件都是低于全国平均数的——除非在未来的半年里，这个数据累加到36人，才勉强追上全国的平均数据。

　　我不知道专家的数据是从何而来。现实是，1999年以后，中国再没有过官方公布的自杀死亡率数据。现有的WHO数据中，依然是1999年卫生部所公布的中国人死因调查中的数据，而这个死亡率为男性每10万人自杀率13.0，女性14.8，平均13.9。香港的数据为2006年15.2（直觉上，我不相信中国大陆的自杀率会低于香港）。韩国2006年的自杀死亡率为21.9，日本2007年为24.4。

　　不过，在2000年，另一个学术会议中，前卫生部部长殷大奎则承认，中国在1995-1999年之间的平均自杀死亡率为22人/10万人。这一数据远远高于卫生部提交给WHO的年度报告数据。

　　与韩国日本香港这些发达社会不同，中国并没有一个普遍覆盖的公民死因统计系统。因此，任何自杀死亡率数据，都来自于两个抽样系统，一个是卫生部主管的死亡登记系统，覆盖人口大约为1亿，另一个为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疾病监测点（DSP)的抽样网络，大概覆盖人口1000万。

　　而中国提交给WHO的平均13.9的数据，正是来自于这两个统计系统的调查。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抽样系统覆盖的城市人口数量都远远高于中国的实际情况。WHO在注释中注明，这一数据的样本，来自于21个省，36个市，85个县——57%为城市人口，而同期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22%。

　　同时，基层的采样数据中，所谓城市死亡率统计，来自于省会、直辖市、地级市等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的卫生部门，而农村统计人口则来自于县城、镇的卫生所——亦即，农村人口在统计上再一次被低估。

　　国际组织GBD（Global Burden of Disease)对这些数据进行矫正以后，认为中国1990年的自杀死亡率为30.3，而WHO则在1998年用同样的方法矫正了中国数据的偏差以后，提出中国当年的自杀死亡率为32.9%。根据2002年《柳叶刀》杂志上的一篇研究中国自杀死亡率的文章，同时根据两个抽样调查体系的数据，用人口数据进行调整后，得到的死亡率为22.6——颇为接近殷大奎所承认的数据。这一数据，也让中国与韩国、日本等地的自杀死亡率更为接近，除了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东亚一直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地区。

　　最近10年，有关中国人自杀死亡率的数据再没有任何更详细的数据和更深入的研究。尽管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的自杀率有下降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最近这十年，恰恰也是中国社会大分化的10年，无论是基尼系数的不断增长，城市/农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甚至城市化率的减慢，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等原因，都有可能促使中国的自杀率进一步上升。

　　通过研究中国自杀死亡率数据本身的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这一奇高的死亡率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政治、社会、经济原因。

　　首先，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女性自杀死亡率高于男性自杀死亡率的国家。主要西方国家，甚至包括日本，其男性的自杀死亡率都在女性的一倍以上。而中国是女性高于男性25%。

　　第二，中国农村的自杀死亡率数据是城市的2-3倍。

　　第三，中国的55岁以上人口的自杀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还是根据《柳叶刀》的文章显示，中国55岁以上人口的自杀死亡率为68人/10万人。

　　第四，中国自杀死亡事件中，最后被认定有精神疾病的数目仅为62%，而国际数据则显示一般情况下，90%自杀身亡的人有精神疾病——这也是国际精神医学界对中国自杀死亡率数据最大的质疑。

　　没有公认的理论解释中国自杀率数据中这四个独一无二的特点。但我相信，这其中，中国本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起重要作用。

　　以55岁以上人口的高自杀率为例，根据2005年发表在中国《临床精神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在调查了全国23个疾病监测点的数据以后，55岁以上人口的自杀死亡案例中，59.2%与患急重病或受伤相关，34.5%与经济困难有关。

　　考虑到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保医疗体系仅覆盖人口极小的一部分，这一数据背后所隐藏的真实令人难以想象——老年人为了不给家庭和亲人添加负担，在身患重病以后自杀。

　　而妇女和农村的高自杀率，似乎都可归因于农村年轻妇女的高自杀率——中国城市的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而老龄男子的自杀率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高于女性。

　　可以与当代中国农村妇女自杀问题形成对比的是，早在上个世纪2，30年代，妇女自杀就成为了上海滩最关注的社会话题之一。1929年到1934年间，上海市每年的自杀事件都在2000起左右（考虑到当时上海市人口仅为400万，这一数据背后的死亡率也相当惊人），被上海市政府认为是“当前最严重之社会问题”。而女性“在自杀方面更显出可惊的状态！”

　　根据《上海市市政报告（1932-1934）》 30年代上海市政府调查发现“女子十九无业家居”，于是“事实上目前的女子，确是个个以嫁人为其唯一职业”，“家庭妇女成为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女性所扮演的主要社会角色。”女性因为无职业，其经济地位往往决定了她们仍是属于丈夫们的财产，在经济上依附丈夫，人格上也就不能真正的独立。“妇女仍处在被人卑视的地位” ，因而在夫妻纠纷中，女性总是处于劣势。

　　这一情况，放到当代的中国农村，几乎依然适用。而这其中唯一的变量是，越来越多的农村男性进城打工，而女性，依然较难在城市中立足。而留守女性的大量增加，实际上进一步加强了农村女性的弱势地位。

　　中国自杀死亡案例中精神疾病患者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可能也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落后的医疗保障水平，使得冲动性自杀行为根本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国际经验表明，每一个自杀的背后，大约有10-20例尝试自杀失败的案例，只要医疗救治体系的一点点偏差，就会使得自杀死亡率大幅增加。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城市自杀死亡率大大低于农村，这可能仅仅是因为，城市拥有更好的医疗体系和基础设施。

　　回到一开始所谈到的富士康，2007年，我曾经去过东莞、深圳等地的大型外贸企业采访，与当地的民工维权律师们多有接触。无论如何，相比起凋敝的农村，东莞和深圳对青年人来说是更适合生存和发展的场所，而由于跨国企业受限于母国人权保护法案，对富士康之类的大厂多有限制，富士康的劳动者权益状况几乎可以说是东莞深圳等地外贸企业中最好的了。

　　有理由相信，处在城市，几乎完全由年轻人组成的跨国企业富士康，无论相比于其农村老家老龄人和留守妇女，还是相比于其他处于同样农民工地位的年轻人，自杀死亡率都只会更低。

　　因为媒体管制的存在，一家中国中部农村县城的当地报纸不可能如1920-30年代的申报一样，把每一个悲惨的自杀故事都详细报道，以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从而引起执政当局对自杀话题的重视。（就如1930年代上海市政府开始认识到自杀问题的严重性一样），这并不意味着我支持或者反对这样的报道，但我相信，一个正常的媒体环境中，必然会有这种性质的本地小报存在。

　　但是，却会有一家都市报将富士康接连发生的命案当作这一时代的某种特征，跨国企业，台湾老板，低收入阶层，所有这些新闻性因素都使得富士康不得不成为某种程度的“靶子”。对富士康的连续报道，使得人们几乎忘记了这一事实——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在富士康这样的正规外企工作，几乎是他们人生所能遇到的最佳选择了。在我采访到的农民工二代中，进入大型外企工作，几乎是所有孩子们的人生梦想。

　　退一万步说，富士康因为30万人的巨大规模而持续发生跳楼案，成为媒体的众矢之的。但如果没有中国独特的经济社会结构，没有城乡二元之间的巨大差异，没有中国特色的户口制度，没有中国特色的对劳工权利的漠视，是否可能出现这种一家工厂拥有30万人的情况呢？是否可能出现这种资方的严格管理压倒劳方的任何诉求，把泰罗制贯彻发挥到人类历史巅峰的生产组织形式呢？

　　顺带说一句，美国康奈尔大学今年连续6人自杀，这或许告诉我们，自杀的心理传染是个多么重要的问题，不过，这将是下一篇文章要谈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