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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琐事缠身，公私难明，抽不出空档逐一平复心头庞杂欲念。再次虚度春节，送走往年积雪，指望借此翻身打胜仗，挺直身板做一个健康积极的人，却又抗争不过骨子里的自己__那顽疾缠身恶习成性的小骨头岂能轻易被折断。接连几日，重度失眠，方圆将近六十平米的夜静得像个植被鲜明的大森林，耳旁尽是嘤嗡作响，不知是鸟是雀。

去年秋天回到北京，带着新鲜的女友，还有些许彼此干扰叠加的__对于北京的不适应。这种并非水土不服肠胃不适的不适应延续至今，以至于偶尔听到其他人口中的其他城市，心里都会泛起向往。毕竟，「其他」总是好的，比如成都。成都太迷人，生活平稳、消费合理，加上李医生精准无误的贴身照顾，每日悠然自得亦无烦恼。虽爱好有限，也不怎么注重自我情操培养，但回忆起在成都一年多的日子，五脏六腑都能齐声作证，那可真是段值得心生眷顾眼眶泛泪的好时光。

我和李医生住在宁夏街和万和路的交汇处，宅大招风，常被人误以为是座酒店。宁夏街很短，和八宝街相交处有个新城市广场。白天红灯绿灯车水马龙，夜里青烟直冒，街道两旁摆满了同一规格的烧烤摊。我每次夜里睡不着都得站在窗口看看广场上那几个醒目的蓝色大字，然后掏出烟杆，灌上一撮烟丝幻想作为成功人士的自己明天要怎么和人谈项目并购。人在胡思乱想时特别容易饿…李医生已经习惯我凌晨几点出外觅食的习惯。

生活起居衣食住行，我是个特别懒的人，李医生也懒，我们俩唯一勤快的地方就是”争先恐后地比比看谁更懒”。偶尔兴致来了我们会自己动手在家做饭，排骨烧土豆，土豆炖排骨。多数时候在外就餐，李医生挑食，我也挑食，我们俩唯一…就是”剑拔弩张地比比看谁更挑食”。前些天，夜里三点，李医生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立马订张机票回成都吃广场一侧的一家米线店。后来网上一查，拆了，李医生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瞬间崩溃，就差转告病人节哀顺变。可，不管米线店还在不在，医生都打算近日回成都了。长时间和病人相处，眼见百般恶疾却无从医治，确是件让人难过的事。

不结尾了。

我来成都一年有余，做了两份工作，结识了一小撮工作上的同事，加上女朋友跟得紧的关系，没能私下里和市面上的其他姑娘打成一片。因为在成都没什么朋友，天气好的周末我会选择钓鱼、打羽毛球、坐在每一个下次再也不会去那儿消费的茶馆里喝茶等一系列不利心肺的休闲方式，很少和人来往，再不济就窝在家里看书装大仙。其实我一直都想和女友说，要是继续在成都生活，真怕哪天对“人”这个物种一丁点热情都生不出，足不出户不与人来，在家里摆出一副时常遇人不淑的臭表情。 

一旦碰到那些为了鸡毛蒜皮零星之利而心生算计耍手腕的人，我都告诫自己、顺便和女朋友说，咱们可不能像他/她那样自作聪明做些死有余辜的事，教人笑话。我也相信，必定有她不能完全理解的时刻——觉得我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争取。 

说到心机老师，我并不觉得这个泛指是混蛋到多么彻底的一个群体，但这些个人总是让我恶心到一丝一毫都不愿称其为“好人”的地步，简直不留余地。他们往往为了自得好果选择和你结伴乘凉，人前为你扇风，背后给你点火，但说实在的——我并没有觉得那些所谓的好果有多么甜美诱人，值得四面楚歌六亲不认耍些五花八门的拙劣手段。你肯定特别想问他们究竟图什么，虽然你心中已有答案，无非是公司老板的夸赞、薪水等对他们来说至关性命的事。

我只想和你们说，我和你们一样，觉得钱真他妈是个好东西，足够丰裕的经济条件能解决我的生计问题，说不定还能为我温饱之余苦思淫欲提供机遇，但我真没法想象自己斤斤计较锱铢必较、和你们一副臭德行的模样，因为记性不好的缘故，在成都生活、工作至今，我的出行方式以出租车为主，自己出行也好，为公司办事也罢，我没报销过一笔“凭什么不报”的费用。除开交通费用，还有不少你觉得“要是我，一定得报”的费用，我一律个人负担，背地里当了无数次傻子。你们也许会一边看新版的《还珠格格》，一边奚落说你还真是傻，那就傻吧，权当为了凸显你们自作的聪明不计报酬地作贡献。

这些统称为“心机老师”的家伙们通常是女性，她们拥有周密精湛的执行策划能力，见天地搬弄是非在自相矛盾后自圆其说（虽然很多时候原也原不上，总让那点儿小心思显山露水），为了印证“心如蛇蝎”这个说头确是煞费苦心。我能理解你们在人格方面有道德阴影，但真不理解你们怎么能得心应手地搬起石头砸别人的脚，仅为索求蝇头小利？那你们太值得受人敬重了。

所以，我要回北京了。你们继续拿512说事儿吧，谢谢。

黑暗之外的美丽
——关于康妮•恩波顿摄影作品

近几年，国内不少艺术机构、画廊开始将目光所向聚焦在摄影领域，通过举办一系列摄影大师讲座、摄影作品联展，让一些国际知名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得以在国内现身。在此当中，创作手法独特的康妮•恩波顿，凭借其标志性光影之作，让更多观众真切体会到了摄影的魅力所在。

康妮•恩波顿的摄影作品讲求“新”和“简”，她省略了“自然环境”的概念，多直接以人为主体。看过康妮作品的人会知道，她不是靠镜头前的故事来为自己添彩的艺术家，而是直接用作品和她独一无二的“行为方式”赢得尊重的摄影大师。康妮的作品被很多博物馆永久收藏。细细数来，包括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美国女性艺术博物馆、圣迭戈摄影艺术博物馆、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公立、私立收藏机构，都收藏有康妮的摄影作品。多年来，康妮在美国、南美洲和欧洲的画廊和博物馆举办过内容广泛的个展和联展，不论是其作品内涵还是特殊的意识形态，都深受摄影界一致好评。

“我奋力追求用视觉表达内心，而且我坚信，那些隐喻，那些诗意般的存在，将会源远流长。”这是康妮•恩波顿关于摄影创作的自我解读。25年来，康妮创作出大量黑白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显像于明胶银盐相纸。银质在画面呈现上比普通相纸更有质感——可以呈现出画面本身的层次感，加之康妮作品附带的情绪大多在焦虑和欣喜两者之间游离，仅仅方寸之间，观者便可察觉出经验之外的美感。

康妮•恩波顿其中一个拍摄主题是“水中的人物影像”。拍摄的场景是精心设计的，康妮在她马里兰州巴尔德的家中染黑了一方水池，然后让被拍摄对象漂浮或淹没在水池中。在场景搭建完成后，你会发现——在运用各种光源制造阴影或倒影时，康妮的掌控能力简直“异于常人”。正因为康妮在光影上的得力把控，“水中的人物影像”主题中的每幅作品都像是用画笔精心勾勒出的产物。康妮讲求被拍摄人物和环境的明暗效果，以至于作品中的线条永远那么温柔，再加上水本身的纹理、水在皮肤表层形成的发亮的弧线，康妮的作品无疑流露出一股魅惑的力量。

康妮作品中有不少对身体器官或脸谱的特写拍摄，在水的软化作用下，每一张人体像呈现出的张力和将越界的“危机感”，怕是画家难以企及的境界。危机感则指的是观者在欣赏康妮作品时，会有“水将要渗入到被拍摄人体之中”的感觉，这些以人体为主要拍摄对象的作品，倒像是在支撑“水”这一客体物质的存在。水和皮肤几近无缝的贴合形成一条银白色的光边——黑色的池水和光洁的人体形成对比，这种对比度之强，会让人体足够曝光，而池水则像黑色幕布一样没有丝毫光点，皮肤和水之间便是光线的过渡区域，也就是所谓的“银白色光边”。再加上其它自然光或拍摄现场的人造光，被拍摄人体在成像时也会呈现它在逆光区域的阴影部分，以及在水中双层显影的效果。人和环境的光线对比、人体的多维成像，这样的拍摄手法确实高妙。更难得的是，每一幅照片的最终成像都是不可复制的——水本身是流动的，人在水中的姿态、身体在水波之下形成的块状影像都是自然、非人为可控的。

腐蚀破旧的镜子也是康妮创作的主要道具。镜子本身斑驳不堪，它的反射成像自然是不完整的，康妮利用这些非日常所见的“环境”，将人像移植在破镜中形成残缺画面。尽管康妮所选用的摄影环境“脏和乱”，

照片上的被拍摄人物却不是独立而存的关系，他和镜子本身的残缺布景有特别细微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指作品的“层面”，原本人和镜子自然形成的“破坏景象”已经足够默契，一切都具有恰当的说服力，但你仍然能看出人体和镜子的对立关系（形成距离），只不过这两者间的距离要比一张纸的厚度更为轻薄。

如果说康妮拍摄的水中景象是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写实创作，那么她借用腐蚀破旧的镜子创作出的作品则显然是将一种固有的摄影秩序打破了。看上去她是在瓦解、重造被拍摄物体的影像，实质上则是对传统创作手法的推翻和重新定义。至于推翻的是“美的意识形态”，还是她自己未被取用的灵感，只有康妮本人知道。

康妮现任教于马里兰州艺术研究院，这里是她摄影生涯开始的地方。康妮还曾经在缅因州摄影工作室、纽约国际摄影中心、伍德斯托克摄影中心、普林斯顿艺术中心、法国Rencontres Internationales de la Photographie和圣达菲摄影工作室任教。在探索摄影的这些年来，康妮一直继续讲授和激发她的同行及学生们，就像她一直诉求将摄影媒介推向最高水平。

①      A。D。柯曼于1943年12月19日生于纽约，从1960年代开始广泛地发表关于摄影史和摄影作品的评论。柯曼策划的展览包括：“宣言：摄影和社会问题”（1990年，休斯顿国际摄影节），“萨迦：阿诺•拉斐尔•闵奇恩的摄影之旅”（2005年，与托德•布朗德共同策划），“中国：洞察”（2008年，与顾铮共同策划）。2002年，柯曼获得了享有极高声望的德国摄影学会文华奖。他也是多次策划康妮•恩波顿展览的策展人之一。

回眸“台湾新电影运动”
——记八十年代的两位台湾电影人

电影好像是台湾文化产业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项目，不论文艺电影借由光影升华至乡村和都市的空间测绘，还是商业电影在本土票房甚至是国际电影节的竞相角逐，台湾电影历来不发惊喜之作。2008年，由魏德胜执导的影片《海角七号》一举攻破两亿台币的票房，不少媒体报道称该片让台湾多年不入影院的长者再次重返影院；今年年初由钮承泽执导的电影《锰舺》超越了李安执导的《色戒》、甚至《阿凡达》在台的票房，《锰舺》凭借其不俗的票房和口碑迅疾成为台湾影坛焦点。两次三番的票房佳绩好似在透露这样一个信息：或许台湾开启了又一度“新浪潮”（票房上的成功复制了八十年代台湾电影走向国际的势头）？迟疑之后，得出否定的答案。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台湾新电影运动（亦称“台湾新浪潮电影”），它的核心影人构成和背景显然比当下更具时机，现今电影工业的商业操作模式与早前不可复制的制片流程相比，尽管突出了利益，却模糊了“电影趋向作品”的底气。

 
“台湾新浪潮电影”的来源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台湾电影不自觉转型过渡到另一个形态，开始更多考虑本土民众生活，取材焦点也多参照当下社会现象。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同法国、德国电影新浪潮一样，我们把这个阶段的台湾电影流派称之为“台湾新浪潮电影”。 

台湾新浪潮电影，这个注定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时刻，它的主要推力或原由实际上是因为一帮大陆电影人的介入。台湾制片厂早期投拍的电影，因为故事背景多为大陆、对白也选用普通话，根本称不上地道的台湾电影，不过是大陆电影的“外地制片”。台湾当下的诉求显然和眼前的局面相冲突，在随后的电影作品中，开始尝试将普通话和有着台湾地方文化特色的闽南语混合使用。在这个过程中，外省人的后代起到了不小的功劳，在新浪潮电影着重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上，普通话和闽南语的使用得以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冲突、矛盾一一彰显。这种微妙的变化仅仅是新浪潮电影中的一小处特性——在电影语言上，传统老旧的叙事模式显然不再能够支撑新的电影架构，巧妙运用深焦摄影和长镜头的拍摄手法，将八十年代的台湾电影在美学造诣上提升到更高的境地。

1982年，台产电影票房正处于日渐萎靡的态势，同年《光阴的故事》在台上映。《光阴的故事》由杨德昌、柯一正、陶德辰、张毅四名导演共同执导（兼编剧），影片按照导演配额讲诉了四段故事，以更贴合生活本质的影像风格取代了早期台湾电影的造作风气。这部电影的上映标识着台湾新浪潮电影就此拉开序幕，而对于以“抱团”形式登台亮相的一波影人来讲，他们的电影事业也将蓄势待发。同年以抱团形式亮相的电影人还有——共同执导影片《儿子的大玩偶》（编剧：吴念真）的侯孝贤、曾壮祥、万仁。

在随后的电影革命里程，杨德昌、侯孝贤凭借一系列佳作逐步高升，不仅拯救了台湾电影，也将个人电影事业推向了场域更广的国际舞台。

杨德昌及其作品
在台湾，杨德昌应该是和整个时代气质最为相通的电影导演之一吧，或者可以考虑去掉这个过分官方的“之一”。以己之力同其他电影人共同推动台湾新浪潮电影发展的杨德昌，在九十年代相继推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独立时代》（1994年）、《麻将》（1996年），介于纯理性的拍摄技法和对社会公共现象的二次解读，让杨德昌荣膺“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台湾大师之一”称号。不幸的是，这位生于上海、长于台北、祖籍广东、有着国际影响力的导演，于2007年在美国病逝——对此，不少电影从业者无不扼腕呈言“杨德昌的离去，应征着台湾独立电影时代的终结”。

仅仅以台湾为受众场域，台湾新浪潮电影时期的所有电影人都有着足够殷实的创作才情和影响力；若放眼国际电影市场，以三大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为参考标杆，台湾则有四大导演值得大书特书——李安，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四人斩获国际电影节不少奖项。仔细核准，蔡明亮和李安两大导演和台湾新浪潮电影基本没太多瓜葛，杨德昌和侯孝贤则可算是并肩作过战的革命老友。在电影创作上，侯孝贤的影片时常流露出质朴的乡土情怀，杨德昌则将双眼投放到当下社会最为脆弱的一部分——钢筋水泥的城市生活，不同身份的人在同个时代背景之下的张怪离奇。

1982年出品的电影《光阴的故事》被评为台湾新浪潮电影的开山之作。《光阴的故事》由四名导演联合执导，如此庞杂的作业模式开创了台湾电影的先河，这当中便有有着赴美留学经历的杨德昌。1983年，杨德昌再度自行编导影片《海滩的一天》，和演员张艾嘉合作。1985年，拍摄影片《青梅竹马》，侯孝贤和蔡琴加盟剧组担任影片男女主角。会心一笑的人会明白，蔡琴的出现标志着杨德昌的事业和生活就此迎来了新的拐点——自85年蔡琴杨德昌首度合作后，蔡琴在随后的长达十年里，夫唱妇随，开始了对杨德昌电影事业的帮扶。细数杨德昌为数不多的影片，美术执导一职多由蔡琴担任。而前文提及的二人爱情纠葛，似乎不宜过多赘言，还是让其归于云土吧。

1991年于台湾上映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可谓将台湾“新电影”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该片改编自台湾青少年真实杀人事件，长达237分钟的《杀人事件》荣获了第二十八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和第四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生于上海的杨德昌显然将自己在特殊时期的童年记忆投射在了影片创作上，参照台湾社会的变革历程，影片主人翁小四的际遇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正因为对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社会再度刻画，影片掺杂了普通话、沪语、台语三个语种，真实地还原了60年代初的台北情境。就像杨德昌自述的那样，他们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特殊的一代”，这一代人公共记忆的出口，贴合《杀人事件》的时代背景，指不定还是以其为蓝本、重新勾勒出的时代载体。

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后，杨德昌于1994年编导了影片《独立时代》（同年大陆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亦深受业界好评），该片被评为1994年台湾十大华语片之一。继而迎来1996年的《麻将》和2000年的《一一》，悉心的影迷会发觉，杨德昌在关注台北城市生活之余，开始侧重对人文情怀的描绘和解构。电影《一一》获得空前成功，杨德昌凭借此片荣获第五十三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一一》更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十佳影片之一。下为电影《一一》经典台词，出自影片中洋洋小朋友之口：

“婆婆，对不起，不是我不喜欢跟你讲话，只是我觉得我能跟你讲的你一定老早就知道了。不然，你就不会每次都叫我‘听话’。就像他们都说你走了，你也没有告诉我你去了哪里，所以，我觉得，那一定是我们都知道的地方。婆婆，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吗？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我想，这样一定天天都很好玩。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发现你到底去了哪里。到时候，我可不可以跟大家讲，找大家一起过来看你呢？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跟我说：你老了。我很想跟他说，我觉得，我也老了……”

侯孝贤及其作品
侯孝贤是个相对温情的电影人，在他的不少作品里，你会看到诸如此类的景象：带有时代印记的小火车缓驰而过、满脸皱纹的老人在昏暗的光线里一言不发，三两成群的儿童背着家长戏耍开怀。和杨德昌相比，侯孝贤显然更注重个人情怀的梳理和抒发，在大的时态背景之下，借由光影之作传递出的乡土情怀确是难得。和杨德昌一样，侯孝贤早在1947年便举家迁至台湾，是年侯孝贤不足一岁。侯孝贤在服兵役之前一直生活在台湾眷村，眷村的特殊记忆成了他日后电影作品的重要信息来源，自然流畅的写实风格也成了侯孝贤电影的代表性注解。

说到侯孝贤，就不得不提他大胆却又异常成功的“长镜头”运用。在侯孝贤众多电影作品中，“长镜头”似乎是百试不厌的技法之一，在画外音的配饰之下，变化细微的镜中人物往往变得异常饱满。影评人在谈及侯孝贤电影风格时，通常不会忽略他在全景、长焦镜头的造诣，包括演员和摄影机位的巧妙配合以及每组长镜头的骇人时长。有例为证：1989年发行的《悲情城市》片长158分钟，由222个镜头组成，不少镜头长达3分钟以上。侯孝贤的前三部作品也早已造就属于个人的美学风格，无论是《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抑或是《在那河边青青草》，侯孝贤多用全景镜头传递大量信息，尽管在镜中人物繁多的时候会略过一些个体、细节，却能将整个环境的质感完整地记录下来。

导演们各有自成一体的路数是台湾新浪潮电影开创台湾电影新局面的重要因由。在侯孝贤的作品中，除了异于其他导演的美学体系，另外值得缀笔而书的便是前文所提到的“乡土情怀”。台湾九份和金瓜石是侯孝贤比较钟情的取景地，他的不少影片均在这两处完成拍摄——标志性的火车穿过狭窄的隧道停靠在斑驳的站台边，农家妇人在不大的村庄里四处找寻贪玩不归的孩童。因着电影《悲情城市》的上映，九份附近的废弃矿村随即成了旅游人士趋之若鹜的胜地，当中不乏香港和日本游客。

台湾知名影评人焦雄屏曾这样评价侯孝贤和杨德昌：侯孝贤，中国的、传统的，感情饱满而丰富；杨德昌，西方的、现代的，感情冷静而内省。这两位风格迥异的电影巨匠，早在八十年代初期便相识相交成了电影事业上的拍档。侯孝贤曾资助过不少导演，希望借此改善台湾电影硬件、人才上的缺失，杨德昌在拍摄《青梅竹马》时便接受过侯孝贤的义务支助。1985年，杨德昌筹拍新片《青梅竹马》，侯孝贤抵押房子换取拍摄资金帮扶杨德昌，并担任该片男主角。

本末倒置地谈谈侯孝贤的电影之旅：侯孝贤的从影经历颇为波折，从退役军人到名震四方的导演，多少有些《戏梦人生》透露的希望和凄苦。1966年侯孝贤入伍服兵役，期间被影片《十字路口》触动心弦，遂下定决心用十年时间进入电影界。这一期盼终得以成真，1973年侯孝贤参与了李行导演的《心有千千结》的拍摄，总算是圆了接触电影制作的念想，尽管他的身份是场记。在随后的几年光景里，侯孝贤开始担任诸多角色，包括场记、助理导演，亦动笔参与电影编剧。自八十年代初，侯孝贤完成第一部个人长片《就是溜溜的她》，迄今为止，侯孝贤共拍摄二十余部影片。在国际影坛上，侯孝贤收获的殊荣和声誉不可估算。

“不苦相、不愤世，只是一心去做一件自己很愿意做的事。常常会跌倒，一会儿又爬起，兴高采烈地上路。”在评价侯孝贤时，侯的“御用编剧”朱天文如是说。

新浪潮的边边角角
关于台湾新浪潮电影，可供谈及的事情太多，除开众人熟知的杨德昌、侯孝贤，其他一些电影人的边角故事和相互交错的关系网似乎更有趣味性和启发性。

吴念真
本名吴文钦，集导演、作家、编剧、演员、主持人等众多身份为一体。他是台湾新浪潮电影时期的核心构成人员，以电影编剧为己任，参与了多部经典影片的编剧工作。代表作：《悲情城市》、《恋恋风尘》、《上海假期》等，其中有五部电影获金马奖剧本奖，另有七部电影获金马奖剧本奖提名。除开编剧之外，他也曾参演多部影片，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影片《一一》中塑造的经典形象，生活气息十足又不失个人特色。吴念真和杨德昌、侯孝贤等同于我们常言中的“铁三角”，是影坛中难得一见的高水准拍档组合。在1994年，吴念亦真正式开拍个人影片《多桑》，影片大获好评。吴念真曾表示受侯孝贤的影响比较大（侯孝贤则表示受过杨德昌电影理念的影响）。

金燕玲
金燕玲是台湾电影的常客，亦多次入围台湾电影金马奖、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在影片《一一》《麻将》《独立时代》《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上影片均由杨德昌执导）中均有出色表演，科算作杨德昌御用女演员之一。金燕玲炉火纯青的演技被业界公认为绝对的实力派演员，曾两度斩获香港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和一届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

朱天文
和吴念真一样隶属职业编剧、侯孝贤电影御用编剧。早在台湾新浪潮电影时期，朱天文和吴念真便达成了合作共识（另有剧作家小野，暂不赘述），二人完成了数十部影片的编剧工作。在朱天文的履历表上，满满当当全是获得“最佳剧本奖”的资历，侯孝贤的绝大多数电影均出自她的笔下。朱天文在近日发行的个人新书《最好的时光》里，谈到了和侯孝贤的合作，也一一刊载了侯孝贤电影的文字记录。

张艾嘉和钮承泽
张艾嘉和钮承泽在某个方面是保持一致性的，他们多次参与台湾知名导演的电影拍摄，任职演员忙碌数载。重新为人所知则是他们开始执导拍摄属于自己的电影。他们也许不是最具“分裂”特色的电影人，但前后两者身份的成功扮演必然需要某种意义上的灵气。

附：台湾新电影运动电影片单

备注：台湾电影新浪潮优秀作品的产出不亚于至今为止的任何一个时间段，台湾影人全面而智慧的专业素质使得你能在不同的分工里找到他们的名字。尽可能少地起用知名艺人也是这个阶段的特性之一，在众多的角色穿插之下，一些电影人迅速成长并达到了自我转型的境地。导演执笔编剧是司空见惯的事，演员（如知性女张艾嘉、钮承泽）亦能同期扮演导演的角色则实属难得。当中最为重要、贯穿始终的吴念真亦于1994年正式执导拍摄自己的影片。在“新浪潮”的叙事背景之下，台湾电影收获了优于以往的口碑和国际市场。

①《儿子的大玩偶》由作家黄春明同名小说改编，分为三个小故事——《儿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顶帽子》和《苹果的滋味》，侯孝贤、曾壮祥和万仁分别执导其中一段。该片是台湾电影新浪潮初期代表性作品，台湾当局分外重视，也正因它的取材是台湾当局排斥的“乡土文学”，《苹果的滋味》在提交新闻局审查之际，引发了一场关于影片镜头的删存之争，这个事件被称为“削苹果事件”。

②台湾电影宣言由詹宏志起草，共有“我们对电影的看法”、“我们对环境的忧虑”、“我们期待的改变与我们自己的决心”三个部分。实际上，《台湾电影宣言》在得到53位电影工作者的联名支持的同时也宣告了台湾电影新浪潮流派的结束，而以集体力量作为制片模式的习惯则在短期内依旧维持原样。

本文已发表，《门里》杂志2月刊

通常来讲，“事实”是个不容乐观的词，不是常有权力机构逼迫你用事实说话否则就是胡搅蛮缠么，并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允许你恼羞但不让你成怒。就当下百姓的认知习惯，“事实”的构成往往源于权力所属者（他们拥有屏障般的口碑打造平台），换句话说谁的声音足够大普通民众的心就向着谁。好在我们还有“舆论”这个点头yes摇头no之外的第三种声音，至少在中国，业已出现不少因为社会舆论导向继而发出光彩的个案——尽管成批量、同类型的其他案例均以控诉方失败告终。

我想不论你我生活在哪座城市，我们都会有如下相似经验（或“被告知的确保讯息”）：超市的架上食品一律新鲜，政法机构执法一律为民，批判中国人权现状的言论一律作“辱华”之举对待并理应道歉。不幸的是，大部分清醒的人在作出大致无误的即时判断时，仍然有成千上万的机动份子在爱国情绪突增的情况下胡乱表态。这个群体很有趣，他们大多和理想主义者一样不愿安于现状，但前者至少明白“必须对某类现象作个体回应”，后者则是单纯的“他们好像都在……”、并且期望以长久（至于是否有效则另当别论）的非中立形象来赢得理想主义者免冠时刻的光环。却不知，用脚投票、用大腿思考往往会适得其反，并且大多时候是会耽误其他人的。

说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强调、区分A党B党的阵营属性之别——甚至，就我个人观察，当A、B中的大多数人所怀抱的终极信念几近一致时，A和B并不是必须刀枪棍棒水火不相容的。继续说回舆论，既然是百口之辩，必然不会异口同声。那害群之马在哪？那些不明就里、甚至弄不清事实根源就草草发言并且指望借此影响他人对事态看法的人便是，因为正方也好反方也罢，都是在维系自身价值体系前提下作出的有效判断。如此一来，闭着眼假装说亮话的人真是应该被关进小黑屋，二十四小时看人民日报。

还有一种人也比较有趣——自作多情且不愿善罢甘休的人，木心曾经专门就此执笔呈言。就拿作家木心来讲，他写过一些看似平和甚至歌颂内里则是嘲讽姿态的文章，有些颇有“读品”的人在未能完全理解、甚至完全曲解的情况下在小报或者其他平台上积极发表了一些自我爱慕、自以为是的附和之音来认同木心的思想——那个巧妙的“思想”实质上不过是读者的个人意愿，木心对此则是持反对意见的。

不管怎样，我都乐于坚信他们是有趣的。尽管个别有害，但正因如此，这黑白无常的世界亦能激发更多人的生存之欲。至于那些有趣的人，他们是暂且开不出良方的机动人，也是黑白之外的假彩粉，生生不息地为他人增添笑柄。

读书那会看过村上春树的书，之后就与他绝缘了。我好像对与他有渊源的雷蒙德*卡佛更感兴趣，尽管《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都快要被推荐烂了，我仍然觉得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看的短篇小说集。以我把自己写的故事底稿给他人看的经验，很多人会觉得该书“很淡”。确实，清淡但甘甜止渴，我喜欢死当中的故事了。并且，我也正着手写些同类、感兴趣的故事，争取让我的饭死们有新的同伴吧。

让我去做文字校对简直再适合不过，这也是我迄今为止最引以为豪的地方——纠错（校对工作内容之一），以杂志书籍为主，当然，有的时候也能在那种大型海报上找到一些极为可笑的失误之处。比较变态的是，不管《三联》《电影》《读库》《男人装》还是我做过的《1314》，我都喜欢把那些错误的地方拿笔标注并纠正，然后分析：A可能是由于作者用的是五笔输入法而编辑未能检阅到，B是原稿提交时本来就用词不当，C则是因为……

我特别喜欢采访，听别人七嘴八舌说五花八门的故事是件不错的差事，在这个过程中我通常会扮演一个认真且谦虚的人，但总免不了插上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态度。这和我爱说话、爱自以为是地表态的习惯有关，虽然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冲着某类人抱怨发牢骚——“你不说话会死啊”。爱说话的人最应当具备的一个品质是有幽默感，这点并不难尤其对聪明人来说，我特别不能接受和我对话的人严肃到肛裂的地步——我上一份工作的办公室主任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总是需要花五秒钟以上来斟酌你的笑话，这个五秒钟实在是太过尴尬以至于我需要用十秒钟来想象她的男人会用怎样的方式和她在夜里调情。

如果某种秩序意味着美，并且它在很大程度上能抑制一些不该有的情绪，那么它是有效的，至少可供克制之用。当然，我们不能去追究哪些是“不该有”的，否则就会中了另外一些人的圈套。

在喇嘛庄和泥巴用买来的二手音响听Chet Baker，房间里满是缭绕烟雾，C的小号温柔且激荡。不知道哪个导演给的烟，至少在当时觉得芳香醉人，我们喝了一些酒，墙上就歇满了迷路的鸟。

读小学六年级，过了周末再到学校，第一小组最后面的桌位空着，好像是李欢的姐姐，在游泳时淹死了。其实更早的时候，毛子也死了，小小的我觉得人还真是奇妙，可以在老去之前就死掉。

第一次画画是小学上美术课，老师教国画，用廉价的墨水和毛笔在宣纸上画一只不老不孤独的骆驼。画完之后我觉得惊为天人，因为看上去明显就是一只骆驼，并且好像还有几分苍老和孤独。

我的姑父死了很多年了。他还在世的时候我老觉得他该是我的偶像，冷静沉稳顾家又亲人。他死了之后，我琢磨着还有谁会在我不愿意的情况下明目张胆地走掉呢，同学王为算一个吧，我想。

在生活上、工作中，我总是扮演一个近似无所不能的角色逗身边的人开心，让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异常精彩、可口可乐。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那该死的阴郁之心，让我无时无刻不在打着退堂鼓。

一世界的光
因为一部分错误的人
阻挡了好看的颜色
残缺不全，唯一那点儿
也在彼岸
可惜我的房间外面还有房间，就像
你的心里还有别人的不安好心
活了这么多年
山川变河海
远郊建新楼
也不知还有什么可喜可贺
值得继续活那么些年
这些年来
为数不多的人情都
进入了销售淡季
就连那点儿
也在彼岸

1.人心隔肚皮，总有些坏人立正出现指望攀亲还带故，也有些好人被临门一脚被拒之门外，比如我。2月28日辞职至今，做了不少计划，写了很多小说底稿，还想着要编一本听上去有些受欢迎的书。中间一度想找份工作，一度未遂，想想挺可笑。中意的工作通常过不了关（他们的任职要求像是在围绕“国内的鸡不合法的地方有哪些”同步展开的），十天半月了他们依然在招聘，我在电脑前最多嘲讽两句再无其他。

2.八宝街公园和八宝山像是两个合资未遂的单位，太阳特别大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个只设桌椅不附茶水的小园子，在那儿空坐一会看看马路上的车。公园附近有条街叫“王家塘”，道路两旁是树，有很多干洗店和按摩店。沿着公园有条路——就在我家对面，有家花店，除此外全是广告印刷的干活，我步行回家的时候总得朝里面望一眼，要是刚巧店里的人看见了我我就进门买些花带回家。除了正统的玫瑰花和向日葵能叫上名，我对其它花种一律不明，但和店主的交集让人有种二度恋爱的情绪。最近他们家的店更换了招牌，还是广告印刷。

3.零八年地震那天，我从西安到乌鲁木齐，后来辗转到了喀什，再往前挺进一路直达泽普石油基地。和我配合的两名公司职员是汉族人但自幼生活在新疆，常把钥匙说成“yue shi”，一天三顿领着我吃兰州拉面。为表歉意，他们请我去唱歌，房间昏沉音响效果很烂、小姐一百五陪酒陪唱。坐在我旁边的姑娘比我还得再小一些，我看了看她发育优良的胸脯起身去点歌。我一直坐得很端正，和姑娘保持面试一般的积极向上姿态，她倒是老劝我喝酒陪她唱歌。我没怎么理她，窝在沙发上一直在看另外两个人如何突破“一百五只陪酒陪唱”的业务准则。快要散场的时候我幻想着这会儿要是来个维族警察把我们带走就好了，三个汉族男人三个汉族小姐，必要的时候再把我们遣回原籍，我已经不再想吃兰州拉面和硬邦邦的烤馕。

4.尽管操持着“与人为善”的信念，但我真没有多喜欢“人”。他们总是在听到我用普通话问莴笋价钱的时候告诉我土豆的价格；还有些人过分到你前后张罗花空心思准备做件漂亮的事时抽身而去。诸如此类的事很多，人是越来越坏了，你没办法用像有语言障碍的人口中的“国人的劣根性”来为他们解脱。他们好像以此为乐以此为荣，并且认为不做些行业内公认的坏事有失贞操感。难道只是因为“外来”，我想到J先生，在孟加拉担任国际贸易公司总裁助理的他会在任何空当偷偷摸摸吸毒，但只要我俩走在路上，他就会兴致勃勃介绍这是他们国家的特色文化、这条桥即便是在亚洲也是第二长，并且自始至终都走在我和车道的中间。看来如果是因为“外来”，一定得“外来”得够远。

5.其实很可笑，外交也好内政也罢，总是搞一些乱七八糟的鬼东西然后加上一句“上下五千年”，所有的成就都是前几千年的过往，你们现在是有多操蛋；我其实特别想问，有那么多企业在广告里写着一等奖“IPAD”甚至是死骂特汽车，你们有谁中过；超市里一夜下架的月饼被谁吃了。

6.最近比较烦，我梦见和饭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遍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

1.想做一件有别于工作、看上去似乎更有意义的事，并且花了些心思和感情，最后发现尽管人和人都在扎堆却壁垒重重。这些天，我计划开始编一本《书中自有》，目前正在筹备工作想着找些人约稿受了些小挫折——我知道自己是个容易矛盾的小人，正因如此我必须努力再努力让自己相信它值得去做、并且做的过程有可能会诱使我变得越来越健康。除此外，我希望我不光能看到别人的好也务必知道哪些人不好到你必须将他除名的地步。

2.我总爱谈到一个群体或个人的显于公众视野的素质，要么和女朋友借题发挥说哪些是不好的现象，也有的时候自己和自己说。在喧嚣盖过安宁的时期，“安静”的人真是难得，如果再加一点点自律，把话说大点说这个人简直是时代的财富完全不过分。你看，那些不够格的专家总是像魔术师一样跳出来，在你面前不用指手画脚说一些听上去是标准的话。一旦这些话渗透得够多还真成了标准，不够格的人也就变成了桑塔格。

3.五一临近，京城迷笛奏响草莓花开，成都热奶子摇晃。综合来讲、用卫生署的话来讲，热波音乐节的名单“基本上是一坨屎”，双流机场对此表示祝贺。当然，摄影师冠希老师的号召力毋庸置疑，毕竟早些年大家还打过照面。据前方记者报道，有不少MM对冠希老师出场时刻的大屏幕内容表示关注。

4.有些人喜欢成都，觉得这座城市的态度不轻不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处世但不入世境界高深。我特别想来个特别大的转折，但不合适，作罢。其实，不是。一个人的境界高深和他的认知有关，成都人不过是习惯了喝茶喂鸟逗鸟惊心，这和境界没关系，游客们何必一厢情愿认为他们是过尽千帆阅鸟无数后的一种自我意识的救赎——这就像“某人住在山上”的两种解读方式，你可以认为前朝将军卸甲归田不问世事纷争安乐于山林是境界高深，甚至因为他养了一些不知名的小花就把他的动作归为“有情调”；但你大可不必将一个祖辈生长在大山里的妇人话作“高人”——除非，你不足150CM……

5.理想主义者矫情的地方在于他奋力拼搏却世事难料，最后只得对着镜中的自己奶声奶气地说声“讨厌”，瞧，多可爱；空想主义者或是臆想主义者矫情的地方在于他见到一家人生活在因为洪水渐涨的河中岛屿忙不停拍照并说“要是我也能住这样的房子就好了”，看，真矫情。

6.成都公交站的地产广告越来越难看了，这年头除了物价可以被称作“越来越”，地产广告居然迎头而上、大有勇夺第一的架势。不少楼盘的意境图总是些莫名其妙的人，比如捧着吉他的外国人、***的外国人诸如此类。我本来相中了一个地产项目，打算在那儿安家置业，并且因为那里的可使用面积巨大、采光异常充足，我连首付还贷的环节都给免了，打算直接一次性缴完全额拎包入住。结果我发现他们家的户外广告竟然也是一色的外国人，我那颗拎包入住的心又给动摇了——万一是使馆工作人员聚集区就麻烦了，到时候等电梯真不知道该和他们说“um，that……”或者“yeah，i just……”。

7.我喝了些酒，打算守着洗衣机把剩下的一并喝完然后出门，走走马路再买些排骨，至于是猪的还是牛的好像不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