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宋庄

和所有广袤的北方大地

一样凋敝：行人仓促，草木萧条

我是在春节前一个阴暗的下午过来的

彪彪陪我溜达了一圈

他说有3000个艺术家啊

3000个艺术家

如落雪（他们无孔不入）

溶在宋庄每个巷道每个院子每个房间

仿佛是在宋朝啊

占山聚义的

他们是英雄、豪杰、杀人犯、荡妇

他们排席入座大碗喝酒

掠过眼帘的依次是

数不清的美术馆

数不清的画廊

几家散落的酒肆

我只清楚地记得

那幢橘色的建筑物

在阴沉的下午焕发着温暖的光芒

那是一所豪华的精神病院

红色的国歌被喷在围墙上

整整齐齐方方正正

不知是哪位艺术家的杰作

他在深夜出没

给了这个虚幻的乌托巴世界

一针强有力的兴奋剂

    很多年前我的几位上海前辈在北京漂的时候，他就在了，这些人现在功成名就，在家或在国外享清了，老俞还在北京漂着。从圆明园时代到草场地时代，很久很久了。

    90年代初老俞在大学讲学，当时他被认为是思想家，他正式提出并致力于推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个诗人，热情狂妄也就罢了，可是他还要组建什么党，这就会出事。克林顿访华那年，俞被抓，江湖上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其实大家都知道，根源在于他弄的什么党。一个诗人，在这个国家想弄政治，那绝对是悲情的结局。

    现在老俞很少写诗了，他成了画家。在草场地和798，很多画展上我会遇到他。然后就是喝酒，和他喝酒，我罕见地沉默，因为他是我尊敬的少数诗人之一。

    老俞是属于有艳福的人，他用他的诗和不堪的人生经历捕获了不少女孩的心。很多时候，他的身边时有美女的，我常想，一个走上祭坛的诗人，除了酒和烟，就只剩下女人了。“我认定是你的两只乳房驱赶着世界的黑暗，凡是被你的乳房照耀过的手必将永垂千古”，这种句子，老俞随手拈来，抒情和狂热把色情消解了，那些少女或许就这样被迷倒了。我也写诗，但我的诗冰冷到让女人眼明心亮，加之我在女人前天生自卑，所以基本骗不到女人。

    我回云南前老俞曾劝说我留下，我信誓旦旦地说再不回北京了，可是一月后情势大变，我又回来了。回来那天打电话，他说了几句让我难受却受用的话，他说，就在北京呆着吧，反正我们在哪里都是走投无路的。

    晚上有一个设计师约我们谈展览的事，又要喝酒了，想不通这么老了，他还写那么抒情的诗，既敬重他，同时又有一些的悲凉。海子为陌生人祝福，我为我们自己祝福吧，今年过得好一点。

    附：俞心焦《墓志铭》

在我的祖国
只有你还没有读过我的诗
只有你未曾爱过我
当你知道我葬身何处
请选择最美丽的春天
走最光明的道路
来向我认错
这一天要下的雨
请改日再下
这一天还未开放的紫云英
请它们提前开放
在我阳光万丈的祖国
月亮千里的祖国
灯火家家户户的祖国
只有你还没读过我的诗
只有你未曾爱过我
你是我光明祖国唯一的阴影
你要向蓝天认错
向白云认错
向青山绿水认错
最后向我认错
最后说 要是心焦还活着
该有多好
来向我认错
这一天要下的雨
请改日再下
这一天还未开放的紫云英
请它们提前开放
在我阳光万丈的祖国
月亮千里的祖国
灯火家家户户的祖国
只有你还没读过我的诗
只有你未曾爱过我
你是我光明祖国唯一的阴影
你要向蓝天认错
向白云认错
向青山绿水认错
最后向我认错
最后说 要是心焦还活着
该有多好

早上给爸妈打电话居然哽咽住，妈的这是怎么了。

投奔爸妈怀抱的人生是不是代表我失败了，记得电话里爸爸告诉我不可以太虚荣，面子会毁掉我。一直坚持喜欢北京喜欢木子喜欢这份光怪陆离的工作。是不是我虚荣的一部分。

我决定去认真考虑父母的话，考虑一个人的生活。

让别人去表演，让我做个观众吧。

为什么折腾了这么多年却发现自己因为感情的问题一直在十字路口打圈。

我烦了，相当彻底地厌烦了。

就算是凄惨孤独地度过终老，我也要和自己的上帝一起活着。

生活对我可真他妈残酷。

编者按：有感独立类的纪录片和剧情片这两条参差不齐的腿在中国这般异常荒诞的社会里一瘸一拐奋力向前的现状，现象网以对身处一线独立剧情片导演和制片人进行访谈这样的方式，来展开对中国独立剧情片的现状和未来探讨。

访谈稿整理下来，愈让人不知所措。或许偷鲁迅先生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句来形容编者此时的感受再恰当不过了。再借一句：唏嘘……

语录：

王笠人说：没有个三四百万的资金是无法启动的。

赵晔说：就是半死不活的感觉。

崔红说：我很孤独！

徐若涛说：这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事。

周耀武说：没有进步。

柯枫说：我们会自己萎缩。

耿军说：如果足够坚定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李红旗说：不知道明天会出什么状况。

万玛才旦说：他们已经进了很大一步的。

应亮：没有多少前途，未来真的特别暗淡。

杨瑾：我们将来能怎么发展，我不知道

结语：我们的最理想状态抑或最不理想的状态都只能是鸡肋状。

编后记：此文对于独立剧情片现状和未来的讨论，且不说其内容如何，以一对多的访谈这样形式来呈现的方式是否合适都有待商榷。

况且无论以上各位所思所言所行再怎么样，也只是从事独立剧情片的人们自己的一家之言，更由于编者自身的能力、视野、机缘等的限制而免不了偏颇，毕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所以对于独立剧情片的现状和方向，最有发言权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

访谈

王笠人：没有个三四百万的资金是无法启动的。

记者：《刺青》一直有波折？

王笠人：恩，具体的情况不太方便谈，能不能换一个其他的话题？

你也知道在上次《刺青》拍片过程里出现了些事情（摄影师从摇臂上摔下来）。近来这个事情也比较麻烦，还涉及到起诉。这个时候提这个问题会不大好。

一部电影吧，首先得找一个比较合适的资金，准备要充分，比较强的创作队伍，还需一个好的剧本，这样导演才能拍出一个比较满意的作品。如果缺乏这些东西，那就需要很谨慎的去开始了。

本来预算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过得去，但是在拍摄过程里却产生了一些蛮大的变动，最后只给了我大概三分之一的预算。

在拍摄的过程中，当地政府突然不让你拍了，那些我根据那个事先看过五次，每次都一个星期的场景的想法、调度都不能实现了。后来换的地方就看了三天，第四天就开始拍了。

你知道我又不是那种一到一个地方就能产生很多灵感的人，所以在上次，最大的困难就是在现场要想着怎么拍。

而且在此期间，演员、道具、场景都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前三天主要演员跑了三个，然后主要的道具：枪啊、摩托车啊也没有。剧组成员之间也有些不怎么和谐的事情发生，那时候我每天躺在床上想着明天还能不能拍下去，拍电影在那时候感觉变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情。

记者：像您上面说的那些对您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笠人：上面那些事情对我影响比较大，本来我是打算不花自己的钱来拍这一部电影，但是那时不但拿自己的钱出去了，还成了那个样子，所以有段时间过的很沉闷、也很痛苦。

但在09年下半年我可能是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我的生活经历的一部分之后，慢慢也不再为这些是自己的过去而烦恼了。可能有更麻烦的事情在等着你呢，但我也不会再为这样的事情去烦恼了。我只要尽了自己的责任，自己好好去面对就好了。

而且现在手里面有几个想要要拍的草案吧。分别是《草台班子》、《南海姑娘》、《黄金城》等，这几部是大小不一样的片子，投资大小也就不一样。所以我也特别谨慎，合作伙伴也在寻找中，像摄影师、制片人、美术等等。

像《黄金城》的规模就特别大，它的风格还是会比较明显的。对《草芥》还会有一脉相承的东西，只是结构会更复杂，场面会更大。当然我现在也特别头疼，因为在国内要寻找这样的投资会比较困难，所以也一直在寻找合作伙伴。

你要是看了《黄金城》的大纲的话你就知道，这是我自认为写得最好的一部。它的项目特别庞大、预言性特别强，所以没有个三四百万的资金是无法启动的。我在考虑跟一些国外的基金啊，一些国外的和境内经常合作的制作公司去合作。当然这个需要等比较长的时间，比如一年之后。

于是我又想了一个小一点的东西：《南海姑娘》，是一个拐卖妇女的故事。他的所有都相对简单很多，‘松下’那边也说能提供两个月的免费机器，所以要是我能挣到足够的钱或者能和朋友合作，我就可以继续去拍了。

在中国这个环境下，所有的压力都落到作者或者导演我一个人身上，所以我觉得压力很大。那就是要看我们能在目前所有可利用的条件下，来努力撮合，以来实现自己的想法。而现在主要的，还是看怎么能把这个融资渠道给打通，开一条路出来。

记者：上面说的都是您所处的现状，那在您看来整个国内的独立剧情片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王笠人：我一直都不太喜欢拿剧情片和纪录片作比较，他们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中国的纪录片可以说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纪录片，希望大家在关注纪录片的同时更加关注剧情片的创作。

现在的整个环境很不好，而且它也需要很多钱的投资，来让导演来做这个东西。不然导演的制作方式会有种局限性，比如第三部片子还和之前的差不多。一个是在创作方面感觉模式化；以及资金方面的限制，都很难去突破。不过，独立剧情片方面它还是处于一个发展阶段嘛，很少能看到一些让人惊讶的作品。要想突破的话需要在创作方式上、创作团队的技术力量上有更大的进步，需要寻找、尝试一些新的拍摄方法等等。

赵晔：就是半死不活的感觉。

记者：崔红老师与您的合作一直在持续进行？

赵晔：基本上她一直是做我的制片人吧。开始时她是在南京看了我的《马乌甲》，比较认可我。就与我聊，而对于《扎赉诺尔》则是一拍即合。

接下来也有两个片子，还有由她来做制片人。一个是《汤》，一个是《失踪人口》。前面的两个片子在故事上不是特别强，下面这两个我是想尝试着做故事性相对来说要强一些的片子。现在片子也已经着手了，当然拍还没那么快，在做剧本。等剧本出来了，我们事先们也会去做审查方面的工作，尽量做成院线。

记者：做院线？

赵晔：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第一部电影没有走院线，而现在又去做？其实也没什么一个很强的目的，因为如果不通过审查的话，现在并不像刚开始投资个二三十万就拍……；而且现在版权都在投资人手里，递不递审查是制片方的事情。我只管列提纲，写剧本。在创作上基本上我还是很自由的。

对于制片人这一块，虽然只是一个工作方式。但是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合作首先要趣味相投，不是说这个制片人只要能顾钱就好。因为以前也有很多比崔红更有钱的人来找我，但是我都没选择和他们合作。因为他们要不就是在创作方向上有蛮多的限制，亦或是在某些概念上不能相互明白。所以说你要是有崔红这样的制片人，会省了导演不少功夫，你只用去专心的创作，因为有很多事情是导演没那么多精力去考虑的。

比如说我刚刚回来的日本，那边的独立电影导演只用管自己想怎么拍就好，其他的事情只是要报给制片人，交给他们来做。像我自己也在想要是我没有这样一个制片人的话，那么我将怎么往下走？其他很多导演都面临着像这样的问题，那么你就必须获那些国际知名的奖项，以致有相关的发行来支持你。

假设一个导演拍了一个片子，那么你要没有审查通过的话，你就无法在国内发行了是吧。那么就只能在国外，要是国外电影节也不认可，没获奖，没奖金，不能发行的话。第一部你投资也许不是很高，也就算了。但是接下来第二三部你要是还不能，那也就很难再往下走了。其实这样说一点都不功利，毕竟电影无论多少你都是要投入些资金的，你要是持续做而持续没有回报的话，那这个还能怎么说呢。像我也认识很多其他的独立导演，其实说到这些也不是要迎合谁，这只是一个正常的投入产出而已。

记者：对，那您认为其的现状是怎样？

赵晔：我感觉就国内来说也就刚刚开始，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还离完善和成熟相当远。独立电影发展到现在也有二十年了吧，但一直还是处于起步阶段，也许这和我们国家体制有关系吧。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半死不活的感觉。

记者：具体的原因是？

赵晔：具体的原因就非常多，首先肯定是体制的原因啦，比如在美国做独立和在中国做独立概念就不一样。在那边你要做得好你可在院线发行，在国内你是完全不可能的。

独立影片基本都丧失本土这个最大的市场，在海外你不管怎么获奖也好，你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你在国内的这些观众要是没办法培养其他们的习惯，不去电影院去看的话，这反过来会对创作者有很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每个创作者自身也有原因，我们的多元化还不能和美国比，他们种类更多更丰富。这当然也不是某个人的事情，而是这一代人的状态上的问题。

记者：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突破这种半死不活的处境呢？

我觉得不论是创作者、影评人、还是制片人都得尝试更多元的去做这件事，就是说一定要把心胸打开，更加包容。更需要可以尝试更多种的创作方式，而不是越来越趋于雷同。

崔红：我很孤独！

记者：赵叶老师在采访中说你们又有新的合作，您能说的更详细点么？

崔红：赵晔下面的有两部故事片计划，《汤》是赵晔自己策划和参加编剧的项目，我负责市场推广和融资；这个项目入围了09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导演创投计划，09年台北金马导演创投计划。《失踪人口》是天琳北京公司策划的项目，我们聘请赵晔做联合编剧和导演执行；这个项目刚入围2010年香港国际电影节市场计划。

记者：《刺青》导演王笠人说，《刺青》可能会涉及到起诉？

崔红：《刺青》这个项目我个人只是出资方，实际拍摄制作都是导演王笠人的责任，至于起诉这个事我不清楚。

记者：您作为专业的独立剧情片的制片人你怎么看它现在的状态？

崔红：中国独立剧情片现状是怎样我并不太了解，我只是选择了几个新导演的项目投资和合作。我的操作大概只会影响一到两个导演和他们的创作，对于中国独立剧情片的状态不至于产生什么影响吧。南京和宋庄每年的活动影响好像越做越大，我以为这个状态是令大家满意的。

记者：能再详细点么？

崔红：关于问答，我正在做王小鲁的一个访谈，要不等到小鲁访谈之后再说？有些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我不希望造成任何误解，等你看访谈之后有问题我们再继续如何？谢谢你的理解。而且他的访谈涉及了许多你感兴趣的问题，都有回答。

记者：您在制片方面的所做的是系统、专业和可持续性的，您要是能说说这方面就最好了。

崔红 ：是的 可惜有些人不太懂这个系统和规则，我不愿意我的操作伤害到中国独立剧情片的状态，更不愿意别人误解我的方式。所以……。

记者 ：我们主要是要认清它现在的状态，才能确定种状态的属性，之后才能确定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去让它能朝着更良性的方向去发展。

崔红 ：对，这是一个行业规则 我觉得可惜的是还有很多的人不懂装懂。

记者 ：对啊，所以很需要您的讲解呀。

崔红：可惜的是懂这个行业规则的制片人，又会关注独立导演的太少了，我很孤独！

我的操作 还没有太多人明白和了解。慢慢来吧。至于现在独立电影的状态不是很清楚吗？

记者：也许还有很多人迷糊着吧。

崔红：太多其他人迷糊的话，我也不想说什么。

我的工作不是让他们不迷糊，而是他们需要自己明白过来。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对话。

请你理解。你认为独立的意义是什么？

记者：这个很难说，我的理解就是鲁迅。

崔红： 鲁迅的独立是什么？这是问题的关键。

中国的独立剧情片的影响现在还太不够了 ，这个很可惜，独立不是自娱自乐，而是要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独立剧情片。保持独立精神，坚持独立精神。特别是和在主流和市场这个恶劣环境大交道的同时保持独立更显紧要。

现在的状况是很多人把独立与自我混为一谈、独立和自恋混为一谈，这样的观念是很狭隘的。我们只能慢慢来，不急。所以我说我的行为现在不会有太大影响 。

虽然每年的片子好像越来越多，但质量却没有成正比上升。

特别是现在我认为整个独立电影界还不够开放。这需要我们开放心态，要跟给多人看和接受，不要排斥不同声音，需要提高导演的专业素质和领导者的视野。

最后我想说：愤怒是脆弱的 解决不了问题 ，需要休养和技巧把它转化成一种思考。

记者：具体到独立制片上呢？

崔红：不好意思 我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哦。

徐若涛：这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事。

记者：我们知道您之前一直从事当代艺术方面的工作，《反刍》这是您第一次拍摄电影，您在拍摄完成之后，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徐若涛：片子参加了两次影展之后就没甚情况了，自己基本上是回到了我原来的生活轨道里。当然在这两个地方都有些反对情况，在南京反对的声音更强烈一些。到现在时间也长了嘛，偶尔会想想一些以前的那些问题，这些问题也会在你自己这里边会越来越大。

电影新片虽然没有具体的想法，但是有些零散的想法，但是也还不能构成完整的作品。因为我不是导演嘛，也就不了解那种专业的操作方法，但是我希望我能找到属于我自己的方法。再说这事也挺好的，肯定是不愿放弃。

再就是很明显的，和其他所有导演所遇到的困是一样的，难就是资金上困难嘛。但这个当然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事不是说你必做不可的。像我上次的片子就全部是自己掏的腰包，下面的话，无论是最乐观的还是最不乐观的，我估计还是得自己掏。自己掏钱毕竟很自由嘛。

记者：这是您自己的情况，您怎么看独立剧情片所处的现状呢？

徐若涛：实际上我这个片子没有代表性，对于这个总体它是属于边缘的个案。我犯的一些毛病就是并没有把这种边缘性表现的更彻底，我试图把这个片子往回拽一拽。而那里边肯定有很多出色的导演掌握了那些技巧，做的很好。我经常有些方法论上的想法，怎么拍电影。每个人要找自己的方式，不是说独立点就是钱不够拍出来的电影，条件有限拍出来的电影就叫独立电影，肯定是找到一个自己看待世界、表达看法的一个工具。还是那句话，这个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对于整体的现状，我真是没法说。像上次的南京影展，我考虑很多，本来要写一篇稿子，想想这篇稿没法写。像你经历了一些事以后作为导演你会有些具体的意见，但这种事情不能说，主办方的条件、它所承受的压力，你负面的东西就没必要去说了。这些东西不是我看见，是任何人都看见，为什么有这么多活动上的具体的问题呢？这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事。

主要是不够丰富，像上次北京这边相对雷同的东西比较多。应该是这么多人做这个事，应该是能更丰富的。我说的这个丰富不是一个形式感的，它还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再，技术上我也没有发言权，像我这样的多少带有一点反技术的倾向。而且还不是我主观上有意反的，而是我不懂。

整体上的现状是迈不出脚，当然这不是像我这种插一脚的人能去评说的。就像我行为确实像在玩票，但是我对于此却很不愿承认，呵呵。很多东西主要是在导演，但是做剧情片的困难的确很大，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但你又要表达个人的东西。剧情片好像很难走出一个怪圈，而且它和纪录片的差距大家都能看出来，当然他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如果是从有无意义上来讲，我愿意去拍剧情片。就是说我愿意去做无意义的事，纪录片是有意义的事。要是能真正做到无意义，那可能还真是一条不错的路。

周耀武：你说你要采访我干嘛！我又没新东西。

记者：您下一步将转战商业片？

周耀武：有可能拍的话就拍，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记者：您怎么看现在独立剧情片的现状？

周耀武：冯小刚、张艺谋我还知道点，我现在和独立电影界这边联系很少。我感觉大家都在说拍不了片，都没钱拍片。每一次大家聚在一起，见面就是问在拍么？我就觉得特别尴尬，因为很多人都没拍片。

你说你要采访我干嘛！我又没东西。07年拍的片，两年过去都没有拍新片。就等于是在现象网挂着的‘失踪’了的导演。

记者：您这两年没拍新片最大的原因是？

周耀武：没钱啊。

记者:您要多少钱才会拍下一个片子？

周耀武：少说也得二三十万吧，要不然没法去动那个东西。就像之前，拉几万块钱就拍的片子，很多地方都没法让人满意，声音不满意、画面不满意、各个方面都不满意。要拍的话，至少这几个方面都要有些把握才能拍吧。

挺有意思的是：我感觉拍独立电影的设备条件越来越好了，而好的独立电影却越来越少了。

记者：没有钱的原因是什么？

周耀武：没有忽悠的能力，没有忽悠钱的能力呗。你的上一个作品有没有拿大奖，也就没有奖金用来拍下一部片子咯。

记者：您不是已经拿了很多大奖了么？

周耀武：没没没。我觉得像国内的独立纪录片就比独立故事片好多了。至于原因嘛，就是导演本身的综合能力不够嘛。这是一个普遍的状况，70年代的导演整体上都没有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而思想、文化、意识、美学的都不够，没有进步。

题材很类似、手法很雷同、资金很不够。而且独立导演的生存环境太恶劣，所以就不能持续的拍片了嘛。不能持续的拍片，也就不会有充足的资金的介入，很多导演的思考和眼界也就没法打开，就在题材、场面、演员等等方面的发挥也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不仅包括走院线时政府方面的，还有你导演自己的自我局限。于是你又会陷入资金的困境。之后你就只能往省钱的、人少的、局部的方向去思考。

对于独立电影也好，对于一个民族也好，优秀的电影人最终能够存活下来本来就会很少，大浪淘沙嘛。现在好像纷纷扰扰、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也就剩下那几个人而已。这几个人不光要有理想的坚持还有自己的积累，要坚持而且自己本身要有实力，很多一部分就必然成为过往云烟，呵呵，我现在也是其中的一个咯。

记者：这样的话，您现在的状态是？

周耀武：反正我现在十来万资金没法动，要有几十万的投资的话，也就是得戴龙标咯。好的电影不一定是通不过审查的，通过审查的也不代表坏的电影，看导演选择吧。包括我在内很多独立导演已经形成了个思维惯性、思维定势，想转到那条道路上的话比较费劲。

柯枫：他们会自己萎缩。

记者：您的下部的片子？

柯枫：下部片子在找钱嘛。现在的情况是钱都是国外的。电影现在不光是要拍，你营销宣传的环节都要连接上，路才算走完了。我们现在把拍东西自己拿到国外平台上做，其你在电影节平台上放了就是完成了么？

其实这还只是你营销推广环节的一个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但我们很多人就把它当成一个终点。无论这是要对投资人负责，还是要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在产和销上都是需要有个很好的团队来支撑的。当然要只是从自己创作上来说，到这一步就够了。但你也看有那么多电影人做的那么多的片子就那么无声无息了。

现在我有一两个计划，也只有在经济上有保证了之后，你才能在创作、制作的阶段才能全身心的投入嘛，之后市场营销方面也有个靠谱的团队来帮你做。所以我现在也是在找合适人和团队来合作。本来我要拍的这个片子在去年拍是最好的，一个关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老上海到改革开放时上海的女人诞生的故事。但是到现在一只都没开机……

记者：看来还是资金问题？

柯枫：也不净是资金来源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也不是没有资金，而是这些资金是要有所回报的，不是拿给你赔掉的，还是要保证它的回收的。

那方法在哪里？一个就是说电影是可以进院线的。再就是营销推广是要做的很充分的。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王婆卖瓜，是吧。而是要有专门的，擅长于做这个事情的人来做的。因为我们很想在‘世博会’结束前能整体推出一个新海派电影，这是要一般观众能接受的。不仅要一个很好的文化卡位，也要一个很好的市场卡位嘛。

不要说大赚嘛，但至少能在回收成本后还能给他们比利息要高一点的回报是吧。比如我拿你一百万来拍，至少能回一百零六，一百零七吧。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我一直在找这方面的人来一块做。比如我现在有一个好的剧本，又有明星来加入，然后又有电影节的平台，在档期上有某种程度的保证。当然没有人说这世界有百分之百的保证，要是这个团队能专心的很投入的话，至少这个事情会越做越好嘛。这样才对得起信任你的人嘛。

记者：也就是说整个国内独立剧情片的状态还不是这样的？

柯枫：有人在大唱赞歌说这个市场怎么怎么变好了。也许市场的确有好转，但所谓的精品，耐看的片子还是比较少。国内的独立剧情片方面，你说张元的《达达》是不是独立电影？我觉得他应该是独立电影，我就觉得它也是相当好的一部电影。还有刘杰拍的《透析》大半部都是很不错的。他讲的是一个刀下留人的故事，是一部力作，但是我觉得刘杰还有在某些地方有些妥协的。当时我和侯孝贤一块看的，去了威尼斯嘛。

别人也问我今年有哪些好片子，我就说除了《上访》之外还有值得一看的片子。但是要是说一般的小众电影，像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啊他们这些年都做了些不错的电影啊，他们真的能让中国电影人学到不少东西。

根本来说，独立剧情片的剧作能力原创能力都在减弱。有点文化、思想的片子在市场这么好的情况下我觉得是能找到它相应的受众的，但现在没有。你看国外，在这方面就做的不错，圣丹斯那些电影节它一样能在主流当中找到它的观众，其实主流观众特别欣赏那些新锐的东西。

需要从我们这边能有一帮人能占据主流种的一个位置，来提升它对社会的关注程度和文化品质。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要放弃了，永远就只是自产自销，在小众内部流传。

我觉得我们这些电影是可以找到观众的，像那些获了奖的，其实观众是支持的。这么多的影迷肯定不会只满足于去看《三枪》这样的电影的，像一部电影要是能够让人长时间的思考，对这个社会、民族有一些反思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的话，是可以找到相当一部分的观众的。只是说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卡位。

但是我觉得独立电影人整体来说做的还是不够多，像东欧的电影、韩国的电影他们都很团结来改变一些自己整体的环境。这应该成为一个群体发力来改变，像过去那些从前几步艰难的走过来的人对行业、体制的改变就没有一个反馈。在这一点上中国大陆还真的做的不如台湾好，他们对扶持自己的人都很用心、很团结。他们都在为他们的年轻导演呼吁、奔走、喝彩。而我们这边呢，像陈张之流什么都没做，相反还设了不少坎。像曾经给他们做过副手的这些人，也没从他们那得到什么借力。在其他行业所存在的传帮带在我们这个行业还比较少，倒是用了你，然后把你的骨头吐出来。

最后说道电影人本身的职责，作为在文化上一个先锋代表，一个电影人对当今社会没有个或反思、或促进、或鞭挞，那这个社会必将是一个很死气沉沉的社会。毕竟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至少对于我来说，我不会去唱赞歌的。为什么在国外那些针砭时弊的、鞭挞社会能够拿政策、人文、社会现象哪怕是难民现象、贫富不均的现象、战争的道义等来作为主题，而这些题材没人能做，只有独立导演在做一些，但是如果独立电影不能在市场上有所为、找不到一个良性的机制来扶着他们的话，那他们能把这样的事情做多久？他们会自己萎缩。

耿军：如果是足够坚定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耿军：你这次采访是有关过年的事吧？

记者：恩，就是独立剧情片怎么过年？呵呵。

耿军：回家过年呗，回东北过冬咯。

记者：您认为独立剧情片的状态怎么样？

耿军：剧情片嘛，他需要调动的社会资源大，像我这种独立导演通常第一部、第二部都是用非常省钱的方式，但之后他们有的就想贪大，反而就更难进行。我自己反省下，应该还是不会很大，比如我上一个做个五万的，下一个我可能就做一个两万的。这样会轻松好办一点。

现在无论做商业片还是独立的都是这样一个局面，越做越大，没有人说要越做小的。我说的话，是要应用自己能控制的方式，包括钱，做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不能用两三万块钱把片子拍的特别好？当然可以啦。你上亿都能拍的那么烂，那跟多少钱没什么关系啊。而且现在数码也很便宜，主要还是看个人的创作能力。

记者：除此之外呢？

耿军：有可能他第一个片子做得好，第二个片子做的还可以的时候，有的就会想去做商业片，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事。有的就是喜欢做商业片，完了，把独立剧情片当成了过去时，这种也挺多的。像我的话，第一个做完，第二个做完，就会思考是否应该有个改变。这与个人的创作环境是有关系的，个体有个体的原因。

造成现在这样的状态，除了他们个体的原因之外，当然更多的是来自于大环境的影响。大环境是那么的不可预测，况且人都有盲从的部分。如果是足够坚定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虽然很多东西都和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创作工作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咱也不能把自己拍的电影搞得像小时候写的日记一样，完了就把它锁进小抽屉里，你爸妈要看一眼还得撬锁。然后自己多年以后，当自己不敢再面对时，就把这个像垃圾一样扔了，然后有一个人有窥视的欲望，才会看上一眼。那就没有意义了，电影本身就是要传播要有更多人看嘛。既然你有能力做，那么你也要有能力推广，就像你生孩子似的，这是一致的，很重要的。

至于龙标不龙标其实与电影本身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龙标也有好电影，非龙标也有差的。我觉得就是看你怎么在有限的条件里怎么发挥，不是混。像我这样，下个剧情片还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什么能束缚你，只有你自己去怎么控制。到目前来说，这都是自然而然的。

记者：您的《青年》现在？

耿军：自去年参加罗马电影节之后没有什么新的动向，现在还是在推广阶段，发行还没有正式开始，因为这个东西我经验也有有限。自己也一直在寻找、开发自己的其他可能性，看自己是否还适合做哪些类型的东西，会做成什么样？就像刚开始你是爬、后来你到走、到跑、后来你发现你还能骑自行车、开汽车、甚至还能宇宙飞船。

记者：您有看到中国独立剧情片也像您上面说的那样的动向么？

耿军：倒没觉得有什么样的趋势动向，无非只在制作和技术上会更完善，会更精致。其他倒没什么方向性可言，百花齐放更好，我操。荒诞就荒诞、写实就写实，甚至童话啊、飞啊都可以。

像李红旗的那种个人的感觉上的就模仿不来的就挺好挺独特的，我这样的创作，就和自己的经历会有很大关系，就像应亮有应亮的味道，还有徐若涛的东西也足够够创新。就看你能把个体燃烧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要是比较懒散，那你所发的光也许会微弱一点，要是你能把自己燃烧的通透些也许你的片子很更过瘾一些。

记者：国内的独立纪录片的好像更过瘾？

耿军：这肯定啦，因为纪录片它直接且有力量，而且国家这个么大，话题这么多，可拍的东西太多了。其实剧情片可拍的东西也一样很多，还是由于个人能力吧。

我的第三部肯定就是纪录片，我得歇一下。经历的东西是创作的源泉，就像画画一样，我还处于写实阶段，还不会玩飞的。电影我是从写实开始的。但之后第四个可能就是剧情片了。纪录片已经在拍了，是家乡的一个民间艺人。而且纪录片的经费无非就是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再就是人际交往上的一些成本。

况且纪录片我也是特别喜欢的，也很希望自己有做过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我是近几年看了些特别好的纪录片之后受了很大的刺激，我觉得我身边也有那么多好的题材，不拍，瞎了。

像上面我说的徐若涛他在当代艺术做了那么多年，他的东西肯定是在一定常规之外，在创新这一块还做的挺有突破性的，是去年比较有突破性的一个片子。我不相信网上那些人写的那些东西，我操，我觉得那个不友善，而且是有敌意的。一个作品出来理解、误解、费解这都没关系，但是敌意来对待那么这些人就太不地道了。

李红旗：不知道明天会出什么状况。

记者：现在新片的后期进展怎么样了？

李红旗：画面已经剪辑完了，等下来就是做后期的声音了。

记者：这时候的资金情况呢？

李红旗：资金方面的话，所有这一块不只是内蒙古制片厂管了，另两方一个负责前期的，一方负责后期，具体是怎么样的也不方便说。而且这些主要也是我自己在控制，不用有另外一个制片部门让账目来来回回。就是一笔前放在我这边，我就在这个限度里面去花，花完了不够了再去想办法，就这样。

记者：花完了不够了再去想办法？

李红旗：对，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现实的变数太多了，你不知道明天会出什么状况。不是说给了你这样的条件你才能做好，现实没有这样的条件我就不做，你没法要求也不能这样去要求。因为你要去等的话可能永远条件不成熟，重点还是影片本身吧。在影片本身，要是我想实现的都可以实现了，其他的就可以然后再说。

记者：好像现在整个独立剧情片类现状和您一般，在走一步看一步？

李红旗：对啊，我觉得就人的想象力和现实比是要逊色很多的。像你要是拍纪录片，你只要有耐心盯，那么任何一个题材都可以拍出让别人目瞪口呆的片子的。像欧洲那样那样很平静的国家来讲，他们制度很明确，什么乱七八糟的是少些，但在中国来讲，很多事情都没有规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现实比人的想象力要更让人吃惊得多。

即使他们想去拍一个让人在剧情上吃惊的片子，那么在中国这样的现实下，你的想象的剧情很难超出现实本身。再就是做剧情片的人本身的能力问题，像他们的想象力和现实相比可能只相当于一只鹦鹉的想象力。

还有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太浮躁了，在目前这种现状下很难不浮躁。但是你作为一个表达者、创作者你和现实同样浮躁，甚至比现实更浮躁的话，那么你就只可能是等而下之，注定事情不会有多么精彩。

也许这些都需要时间吧，或者需要精神上做够强大的哪一个两个人能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坚持自己，能沉下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再就是我们不能做电影就只盯着电影看，我自己平时也很少看电影方面的书。在技术上的问题你在拍的过程中肯定是会碰到的，只要你不是傻子。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心放得更宽一些，不然只是越做越‘专业’。

记者：您前后这三个片子有变化么？

李红旗：几年之间你经历过很多事情，情绪上的波动、经验上的那种起起伏伏，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每一次拍片就是给自己的训练、学习的一个机会，了解人、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机会。在平时我也很少有社交活动，我唯一和这个社会打交道的机会也就是去拍片子，这个就让你必须和更很多的人相处，说很多的话，当然我也很珍惜这个过程。

记者：那您是为过程而过程?

李红旗：恩，没有目的，就算电影本身对我来说也只是一种？怎么说呢？说生活方式的话也可能不准确，就是一个途径吧。是认识了解生活，去生活的一个途径吧。

至少我的目的肯定不是最终要成为一个牛逼的导演啊，要怎么怎么风光啊，做一个成功人士啊。最终肯定是死嘛。只是从生到死的过程里做一些事情。

记者：这样的话，您拍的这几部电影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效果么？

李红旗：我天生的控制欲就比较强。像我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在一些基本的审美倾向都有些基本定型了，我现在不是怕他实现不了我所倾向的那些东西，我反而是怕那种东西太明确了，我只是努力在做的过程中去打破，打破自己这种过强的控制欲。

也就是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反而觉得是可怕的。要是每一个片子都完全在自己控制之中，做得也很舒服很爽，这才是可怕的，那这样的时间肯定是白费的。

万玛才旦：它的制作水平、内容的深入程度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

记者：新年新安排？

万玛才旦：新片正在筹集资金，计划是五月份开拍。有一个公司会投一部分资金，然后我们也会去申请一些基金。而我下个片子的周期比较长，需要一年的时间，里面涉及到四个季节所不同的层次、变化都要清楚的表现出来。当然要是能在开拍前把资金筹措到的话就最好，要是实在筹措不齐的话，那么我们就一边拍一边筹。所以计划分四次拍摄，于是我们想着就先开始拍了春天的戏再说，而在在高原上要到四五月份才会有春天的迹象。

记者：您一直在有意识的系统地培养自己的团队，您能谈谈这方面的问题么？

万玛才旦：这是出于创作上的需要吧。我从短片开始一直拍的就是藏族方面的题材，而且都是坚持用藏语对白，于是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团队。

比如录音师，要是他听不懂藏语，对藏文化没有一个了解的话，那么他对语言的节奏把握可能就不会很到位吧。像摄影师也是这样，那么他对影像的把握也会好一些，像这样主创与主创之间沟通也会方便很多，大家一说就会很清楚，那么主创和演员之间的沟通也会很方便。

当然，我强调的不是说他的藏族身份，我所合作的成员，他不光要是藏族还要对藏区的文化、语言、风俗习惯、藏区的生活方式有一个了解。再一个很实际的就是对拍摄环境适应的问题，我基本都是在高原拍摄，每次拍片肯定有几个人不适应那边的气候有高原反应中途离开。

所以我的出发点就是对于创作的需要，于是一开始就是朝着这样的方向组建这个团队，但其实即使到现在也还是一个很小规模的剧组，还是缺很多人。

记者：您怎么看独立剧情片的现状？

万玛才旦：它的制作水平、内容的深入程度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整体都前进了很大一步的。但是它的处境却是每况愈下、越来越难，这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大环境的不理想吧。国内的大气候，国外对独立电影制作的关注程度可能没有上世纪九十年代或者两千年初那么高了。国内的制作趋势也在发生着变化，无论是投资的方向还是关注的热点都在发生变化，所以各个方面都比较艰难。

像《寻找智美更登》我们是立项通过的，那么我们在国内会在电影频道等地方会有些发行。但是你要收回别人给的投资在目前的状况下就不是很理想，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市场来说。要是我们这个片子连立项都没通过的话，那么就更不可想象了。

改变这样的处境，这个真的很难说能有多少起色。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开拓自己的电影作品本身吧，然后就是在制作上需要精良，这个无论对国内还是国外的一个发行是起很重要的作用的。制作要是比较粗糙的话，对后面的发行是很有影响的。

像我自己在这方面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也是发行吧，片子做出来，去了一些电影节，也有些反响，但是发行还是很艰难。

应亮：选择故事电影道路的同学要谨慎，没有多少前途，未来真的特别暗淡。

记者：您说过独立剧情片没有出路，原因是?

应亮：有几个我认识的导演都说了，未来可能会去骑骑墙，可能会去带一带龙标，这一种状况也部分得解释了为什么地下剧情片会越走越低。

我的看法是地下剧情片受到最大的困扰是人才的流失，咱们政府越来越好了，广电局越来越宽松，给了很多年轻人机会。

原来宁浩（这一次在重庆放映了一部《香火》）他需要用自己的积蓄去拍摄电影，然后才可以获得拍摄电视电影的机会，这之后还是不可以进入体制，需要去等，需要去找，去碰运气，等到了一个“新兴导演计划”。

而这个计划里面十二部影片，也未必每部都可以变《疯狂的石头》，也是因为一些机缘在其中，他碰到了一些可以帮助他的人。（宁浩的成功）似乎看上去他是一个范例，但是在当时来讲，宁浩只是一个个案。现在的状况要比当年好很多，很多年轻人在毕业之后有更多的渠道可以拍到电视电影，低成本的喜剧片。然后一些很有钱的公司，也不知道他们钱从哪来的，很多钱莫名其妙地就投入到电影的拍摄当中。

有志于拍摄剧情片的人一般都有学院背景，这是与纪录片导演不同的：纪录片导演更多的是有诗歌、新闻、绘画背景的，或者是社会研究工作者背景等带有社会学意味的作者。在纪录片导演思维方式中生活的重要性是要远远高于影像的，但剧情片导演对于现实生活的凌驾性和破坏性要高的多，把拍摄当做一种攫取性和功利性的方式，这种心态是非常强烈的。

尤其在工业化的生产当中，例如在电视剧拍摄中，每天需要拍摄十几场戏，三班倒，没日没夜地拍摄，这只是一种工作。

而拍独立剧情片尽管可以把人手像刘伽茵那样最大程度地压缩，但是它还是可以改变现实和操控对象，是一个从虚到有的过程。所以有一个相对来说宽松的环境，因为剧情片导演“依赖性”比较强，需要依赖一些机构、特定的人才和资金，这就导致很多年轻导演开始去寻找一些比较合理的方式去拍摄一部比较符合自己意图的剧情片。

我们是如果拿不到电影局的批准，不仅得不到一些相应的文化制作的支持，我们还会受到很大的干扰。还有就是我们的自我的生存压力，因为中国大陆存在一个特别物质化，特别爱学香港的环境当中，认为香港什么都好。搞影展要走红地毯，要放房地产广告牌什么的，搞得很花哨，没有学习到香港好的一面，给做影像的人很不好的影响。

做影像的和做当代艺术的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因为当代艺术这一块已经完全市场化了，这是与做电影的人的环境和渠道是不同的。独立电影人如果本身没有一个稳定工作的话，他们的生存状况和那些没有出唱片的地下乐队特别像，就是没有明天，团队成员不断流动。

所以选择独立电影道路，尤其是选择讲故事电影道路的同学要谨慎，没有多少前途，未来真的特别暗淡。因为它已经过了一种很纷繁复杂，江湖草莽，像九五-两千年，感觉是出现了一大批人在铺路，再往前走这样一个相互竞争，获得新的机会点和新的资源这样一个阶段。其实那个阶段也没有多美好，因为那些人的初衷也不是会继续做（独立电影）这件事。提到过去本身就是黯淡，现状和未来也是一样。

杨瑾：我们将来能怎么发展，我不知道。

记者：您怎么看您自己的独立剧情片的未来？

杨瑾：谈论未来，首先我需要谈一谈过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论山西独立电影的发展，题目就叫做《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发展是什么，我确实是不知道。过去的第六代导演，他们是怎么发展的，现在娄烨、王小帅还是会抨击，不要搞商业啦，要以艺术为准，而现在年轻的导演要是有三部独立的片子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因为现在有很多诱惑，你拍完一俩部片子之后你就会遇到一俩个制片人，比如宁浩遇到了刘德华的同学，他也和我还有应亮谈过，你有没有商业片的计划啊，我们的回答都是：没有。他和徐克的妻子去年成立了一个公司，他的老板叫做江志强，投资过《十面埋伏》《英雄》等等，他基本三个月见一次，问我：你有没有商业片的计划，我来投。

虽然这样，他们的内心还是希望做艺术电影的。刚刚马来西亚的导演叫做何野萍，说我们这个电影可是商业片，我看了看还是艺术电影，还是没有前途。其实到了最后，就像一句话“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谁拍的好，大家看在心里面。

我的下一部电影，虽然要骑墙，但是它是一个儿童题材的。制片人说，我们要不带上龙标。卖到电影频道，看这样能不能收回一点成本。这是为制片人考虑的，我所要做的还是要以艺术为准，尽量拍摄得好一点。

北京之前举行过一个“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台湾香港的导演都有来参与。大陆的导演一上台就是我们要打败好莱坞，我们要做商业电影，这个就是拍摄《完美的生活》(我怀疑是《非常完美》)的导演，这个片子据说已经一个亿了。

台湾的导演上台发言说我们还是要以艺术为准绳，拍摄一些更接近于生活的电影，做一个这样的表达，不要考虑商业，那是制片人的事情。

整个论坛就吵成一片，有一位台湾导演表示这样的话没有办法和大陆进行合拍。香港和台湾的老导演会支持新生的，但是咱们的第六代却没有这样的支持，都是学生从学校出来自己去拍摄的。我们将来能怎么发展，我不知道。

记者：那国外呢？

杨瑾：你有看过罗马尼亚电影么？我很喜欢它们的片子，它们的国家也会出资，大概是一百多万人民币，你可以算一下，要是十五万的一个片子，能拍多少，当然，要是像应亮那样，六万的，你算算能多少？

当然，要是一个商人投资你的电影，他们是想收回投资的。前些时候我遇到彭浩翔说现在我只要说我要拍摄一个商业片，别人都不看什么故事就会给投资，但是要拍艺术片，那就没有。

现在的情况就是，你要搞艺术，没有人给你投资，除非是有国家的支持。但是我们国家非常糟糕，有一个中国电影基金会，领导倒是特别多，但是从来没听说过给那部电影，特别是青年导演的计划投过资。

结语：最理想状态抑或最不理想的状态都只能是鸡肋状。

唏嘘其一是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社会主义，我相信这个是大家公开的秘密。要是那些一直在蜜罐里享受糖衣炮弹而烂漫甜美的人民，那么请您移步：《挺住》看看这个光鲜亮丽的表皮下软残暴。

唏嘘其二是我们的‘独立’将持续且只能与政治互为表里，是自恋式的独立，这种独立是狭隘的、二元的、被动的。

唏嘘其三是我们竟然认为‘中国的纪录片已经是，并且将持续是世界上最好的纪录片’，这是对我们的夸奖，并欣然受之。

唏嘘其五是我们的独立剧情片只剩那尴尬‘独立’而对本体‘剧情电影’只能望洋兴叹，成为一块标标准准的‘鸡肋’。抑或那些认为‘独立’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导演们，‘独立’是迫于无奈，把这个鸡肋作为蹦床，以此跳上商业片的方舟。

但，

至少我们还在做！且将持续去做！

于是面对纪录片这般‘深刻’的呈现，从事多年当代艺术，玩厌了‘中国符号’的独立中的边缘导演徐若涛先生感叹道：“果是从有无意义上来讲，我愿意去拍剧情片。就是说我愿意去做无意义的事，纪录片是有意义的事。要是能真正做到无意义，那可能还真是一条不错的路。”这是一种彻底的无奈，也是一种清醒的直面。

当然，我们更提倡像导演耿军先生所将做的“我第三部一定会是纪录片”，毕竟如他所说的：“我是近几年看了些特别好的纪录片之后受了很大的刺激，我觉得我身边也有那么多好的题材，不拍，瞎了。”正所谓千年一遇的盛世，我们可不能浪费了这‘最好的时光’，至少为了我们那些嗷嗷待哺的2000后、抑或那些被清洗比钻石还坚硬的90后，抑或一知半解左右摇晃的80后，抑或那些暂停了的50、60、70后。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或者能力来拒绝盛世的赐予。我们都需要举起一切纪录载体，来做属于我们自己的陈冠希式的集子吧。

哪怕是导演柯枫先生所期愿的：“能在世博会结束之前，做出我们的新海派电影。”因为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独立电影人心胸还是太宰，不愿也没能力与狼共舞。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确没有邓爷爷的气度，我们划的圈还是太小，眼睛还只能看到圣丹斯、山形，对于《三枪》入侵柏林只会嗤之以鼻，我们也只会在当谁谁谁在釜山、洛迦诺拿到赞助是会喜气洋洋，而对六十多个导演抢上海某国际电影节项目的景象而视而不见。

于是，我们自嘲说‘下部片子最理想和最不理想的都是自己掏腰包’，因为自己的钱花的还是要自由些。当被问到：“为什么没钱？”我们不假思索的答道：忽悠的能力不够，特别是忽悠钱的能力不够。真的是我们的能力问题么？不是，是因为资本是以牺牲自己的自由为代价的，那么若为自由故，万者皆可抛。

当然，也有些会从自身去找原因，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电影营销推广，电影节展映已完我们就主动抑或被动的把片子雪藏了。这时候制片人就出来说了：‘这个行业规则的制片人，又会关注独立导演的太少了，我很孤独！’

但现在做独立电影的人不是数以千计么？不是人多力量大嘛？不是。

因为我们现在是帮派林立，就算没有互相封杀，也只是默然。而不像欧美、东南亚、甚至台湾那样为年轻一代呼吁、呐喊、传帮带。制片人崔红女士则说：“和宋庄每年的活动影响好像越做越大，我以为这个状态是令大家满意的。”我可以回答崔红老师：“经过我对以下导演访谈和我身边与独立电影相关的朋友咨询，他们对此还是不够满意的。特别是对于独立剧情片这一条腿的状态不满意。”

原因大致如下：

最现实、最直接的就是两个字：没钱！

至于为什么没钱上面应经回答了，更详细的原因下面的访谈中也有回答。那没钱就不能拍么？

当然不能。导演王笠人先生说：“你要是看了《黄金城》的大纲的话你就知道，这是我自认为写得最好的一部。它的项目特别庞大、预言性特别强，所以没有个三四百万的资金是无法启动的。”已经两年没有拍新片自认为失踪的导演周耀武先生就说：“要拍新片少说也得二三十万吧，要不然没法去动那个东西。就像之前，拉几万块钱就拍的片子，很多地方都没法让人满意，声音不满意、画面不满意、各个方面都不满意。”

当然能。导演徐若涛先生就说：“像我上次的片子就全部是自己掏的腰包，下面的话，无论是最乐观的还是最不乐观的，我估计还是得自己掏。”

导演耿军先生也说：“当然要是能在开拍前把资金筹措到的话就最好，要是实在筹措不齐的话，那么我们就一边拍一边筹。”

耿军导演如是说：“为什么不能用两三万块钱把片子拍的特别好？当然可以啦。你上亿都能拍的那么烂，那跟多少钱没什么关系啊。而且现在数码也很便宜，主要还是看个人的创作能力。”

对，还是要看个人的创作能力。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创作能力怎么样？

李红旗的回答是：“至于做剧情片的人本身的能力问题，像他们的想象力和现实相比可能只相当于一只鹦鹉的想象力。”

“题材很类似，手法很雷同，70年代的导演整体上都没有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而思想、文化、意识、美学的都不够，没有进步。”周耀武导演说。

柯枫导演也说：“根本来说，独立剧情片的剧作能力原创能力都在减弱。”

那有没有相对较好的独立剧情片的个案呢？在本人所采访的以下人士中，有咨询过这个问题的，凭他们他们当时所见所闻并记起来提到有：

柯枫说：“我觉得它（张元的《达达》）应该是独立电影，我就觉得它也是相当好的一部电影。还有刘杰拍的《透析》大半部都是很不错的。”

耿军说：“像李红旗的那种个人的感觉上的就模仿不来的就挺好挺独特的，像应亮有应亮的味道，还有徐若涛的东西也足够够创新。”

在零九年我自己所看到过的独立剧情片中，董越导演的《呼吸》也是一个能让我敢向人推荐的片子。当然还有像先前贾樟柯的山西三部曲等等就不用多说了。

你看还是有亮点的。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独立剧情片的期望过高，要求太苛刻了些吧。

毕竟如应亮所说的：“在纪录片导演思维方式中生活的重要性是要远远高于影像的，但剧情片导演“依赖性”比较强，需要依赖一些机构、特定的人才和资金。剧情片导演对于现实生活的凌驾性和破坏性要高的多，把拍摄当做一种攫取性和功利性的方式，这种心态是非常强烈的。”

毕竟我们都在要求独立剧情片不仅要独立而且还要剧情，还以是否工业化为评判标准。

毕竟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现实远远想象力激进；一个人民民主专政；一个膜拜科学、讲文明讲法制；翻墙技术高超而且还有飞龙护航、绿坝守户的盛世里。

毕竟如崔红女士说的：“我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哦。”

夫复何求啊。

我们的最理想状态抑或最不理想的状态都只能是鸡肋状。

应亮与杨瑾的访谈摘录自《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展关于独立剧情片的讨论会整理稿》中与本文相关的段落，在尽量不改变文本的原意的前提下，问题由编者拟改而成。特此声明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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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泥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心里有些许的悲凉。对木子说你还是考虑考博士吧。

现实世界太险恶了，我也招架不了。

不知道是在为什么活着，曾经享受过孤独，享受过精神的自由。

怕孤单，怕两个人的负累。为什么累的是我。这是个道德问题吗？

理想可以是，每天每天快活的像头猪。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费力把自己塑造成那样那样这样这样的一种人。是为了你吗。

有一天我们白发苍苍回想起年轻时代。

洗尽铅华之前会过着怎样的人生。无力嬉闹。

你日复一日天真的面孔。黑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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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为在北京，于是它们才存在。但是，却恰恰是因为在北京，于是它们存在得特别普遍，卖包子馒头的、扫大街的、送外卖的，无人不知，无人不谈，无人不忧虑，不沉重，不回避。最后假装自己很快乐。

无论在哪儿，没知识的都装牛B，都慷慨激昂；有忧愤的都扮无知，说粗话，抽大前门或中南海10MG\8MG，撑死了也就金面儿的红塔山，蓝绿面儿的一支笔。

跟着电台那几个慷慨激昂的骚人们一起思考，结果就慷慨激昂了。慷慨激昂地愤恨我的IE主页不知会在何时变成不如百度的搜索引擎，不知何时会变成纠错页面。那时，我就只能用百度了？我真不情愿呀，虽然现在谷歌的第一条永远是百度百科。可怎么都好过百度的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很娱乐很无辜！！！！

我还想着，我们这群人最终会何去何从呢。当我们对当今生活越来越忧愤，越来越抑郁，对社会事件性话题越来越感兴趣，对绿坝行为的维护越来越在乎，最终会不会成为某支色彩鲜艳的独立战士集团，犹如《机战少女》一般。不同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机体再生与复制。

貌似是在做什么事的时候，就严肃得跟鲁迅一样。在生活里则随便得跟荡妇一样。

作为一个从事图书行业的小蚂蚁，我天天在蚂蚁堆里埋首看大家谈天气，谈明年的奶酪会是什么味道。谈谈蜗居已经很高级很高端很高深了。最时常的事情不外乎哪只蚂蚁要嫁给哪一只蚂蚁了，蚂蚁们来场盛会吧，某只蚂蚁的个头比较大，它到底使用了什么诀窍，并且不允许我发出任何对之触角的声音。

不小心听到一句话：对于一个发展中的XX而言，使用绝望这个词是很残酷的。

用此作结吧。

近日，香港个别社会组织宣布将推行以“尽快实现真普选，废除功能组别”为主题的“五区公投运动”。对此，我们表示严重关注。

众所周知，“公投”是由宪制性法律加以规定的，是一种宪制性安排，具有特定的政治和法律含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没有规定“公投”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无权创制“公投”制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所谓“公投”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没有法律效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有关决定，已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未来发展，包括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实行普选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和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任何形式对未来政制发展问题进行所谓“公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不符，是从根本上违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香港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了经济和社会大局的稳定。一些人蓄意推动所谓“五区公投运动”，公然挑战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只会引发争议，损害这种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相信这是香港公众所不愿见到的。

我们注意到，香港特别行政区许多社会人士已对“五区公投运动”表示强烈反对。曾荫权行政长官1月14日下午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答问会上表示：在香港进行任何形式的所谓“公投”，都是完全没有法律基础和法律效力的，特区政府是不予承认的。关于香港政制的发展问题，无论大家的意见、立场有多大的不同，我们都必须严格按照基本法所确定的程序办事，而任何偏离基本法所规定的程序的行为做法，都无助达成社会共识。曾荫权行政长官和香港社会人士的上述看法符合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我们相信，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界人士一定能够明辨是非，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决定的基础上，理性务实地讨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的修改问题，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